云南省2004~2022年经母婴传播HIV感染儿童抗病毒治疗效果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探讨云南省2004~2022年经母婴传播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儿童抗病毒治疗效果及影响因素,为提高疗效提供参考。方法 收集云南省经母婴传播HIV感染儿童抗病毒治疗资料,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 ,分析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治疗HIV感染患儿的基本特征、不同年份启动ART治疗儿童数量和年龄分布情况;用多元Logistics回归分析ART疗效的影响因素。结果 新入组接受ART治疗的患儿数量自2004年起随年份的增长呈上升趋势, 2013年后逐年下降。截止2022年8月全省1451例在治患儿中,男性占48.45%;目前年龄16.4(12.8, 18.7)岁;开始ART年龄7.0(4.2, 9.8)岁;已接受ART治疗时间8.6(5.5, 10.8)年;确诊HIV/艾滋病(AIDS)到启动ART间隔时间5.1(0.7, 29.5)个月;病毒完全抑制率为68.16%(989/1451), ART治疗失败率为20.68%(300/1451)。单因素分析显示:ART疗效的影响因素有开始ART年龄、已接受ART治疗时间、确诊HIV/AIDS到启动ART间隔时间、目前ART方案、是否更换过ART方案(P<0.05)。以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RT疗效的影响因素为已接受ART治疗时间、确诊HIV/AIDS到启动ART间隔时间、目前ART方案、是否更换过ART方案(P<0.05)。结论 应以早发现、早治疗、规范治疗和提高儿童患儿依从性为重点,特别关注学龄期儿童以及更换过治疗方案的患儿,是进一步提高患儿ART疗效的关键。

消费者话语中的互联网金融治理完善——基于《互联网金融指导意见》的文本分析

互联网金融治理是一个庞大而细致的学术议题。《互联网金融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互联网金融行业长期缺乏规范供给的状态终结,进入统合治理阶段。官方指导意见在应对互联网金融对监管挑战的同时,强调消费者保护在后续行业治理中的重要价值。以消费者保护作为出发点,可以发现现有互联网金融治理存在着行业协会治理不成熟、从业机构行业退出机制不明、资金安全现状尴尬、行业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四个问题,并可适时通过推进行业协会的合作治理机制、探索从业机构退出机制、制定互联网金融资金存管标准、发展网络仲裁机制四个方面提供解决方案。

商业保险制度:工伤劳动者权益保护之补充

传统的工伤保险制度保障劳动者的生命权、健康权,商业保险制度作为"历时性补充",则进一步提升权益保护的质量,保障劳动者获取发展机会、享受体面生活的"进阶性权利"。法律制度的"历时性补充"必须通过"共时性检验"才能稳定化。通过信息公开制度规范保险公司的赔付行为,以行政协助机制统一商业保险与工伤保险工伤认定标准,并通过消费教育、保单通俗化等方式提高消费者维权能力,塑造理性的维权意识,可以使商业保险制度更好地保护工伤劳动者的权益。

论量能课税法律原则在绿色税制中的适用

基于保护自然资源、提高环境质量这一出发点,绿色税制通过税制法律法规限制企业负外部行为,目前国内对绿色税制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既缺乏实操价值,又没有很好地与国情相结合。由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在法理上之紧张关系,绿色税制必须考虑企业公民的税负能力,尤其在当下中国,必须在发展与环保之间取得一个合理平衡。沿袭绿色税制"三层次"之建构进路,量能课税原则可拓展到间接税领域。绿色税制应该与国情相结合,以环境税及资源税为主体,力求税种多样化,并且推行平衡税制。

金融监管权实施机制研究

金融监管权是一种专业性政府公权力,只有与金融企业的自治行为及金融市场约束机制相互配合才能达成金融有效监管目的。金融监管权的有效实施应当建立在以政府监管为主导,以公司自治、市场约束为辅助和保障的三方协同机制之上。政府的金融监管权真正落到实处,需将这种外在监督机制化为企业内在的公司自治行为和市场约束机制,形成一主两辅的协同效应,实现有效监管。

PPP环境风险防范法律研究

环境风险是近年日益凸显的风险问题,是未来国家安全的战略着眼点之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我国迅速发展的合作模式,PPP环境风险的特殊性体现为破坏社会公共领域、公权力因素显著、影响投融资格局等。未来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法》应当以环境风险防范为宗旨,从日常防范与突发事件应对两个层面加以推进。其中,日常防范机制包括环境风险标准设定、环境风险评价、环保模式运行、绿色税收征缴、绿色金融创新、环境信息公开等;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包括环境风险预警、环境风险当期处理、环境风险责任追究、环境风险救济等。全力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法》必将成为绿色发展法、民生福祉法。

中国文化产业的激励性立法

“激励性立法”的提出是中国特色法治创新,其特色之处在于激励性,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激励性需求。文化产业的特殊性要求、文化行政管理体制革新、文化政策先行、文化产业执法状况等推动激励性立法在文化产业中的适用。通过激励性立法在文化产业中的现有立法思考,可以得出现有“两大支柱”与未来统合立法的基本框架。从立法设想来看,文化产业的激励性立法包含激励性宗旨、激励性原则、激励性主体、激励性行为以及与“激励性”相悖的责任形式等内容。激励性立法在文化产业中的制度探索,为国内外文化法治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引航。

论文化权的法学建构与实现

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权的基本理念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文化权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协调文化利益分配、保障文化战略安全的新兴权利。确立文化权,需要探讨文化权的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和权利客体,健全对应的立法体系和相关激励机制,包括财政支持、税收支持、融资支持、基金支持、保险支持等。

从抑制走向扶持——扶贫性金融法律路径之研究

由于“低储蓄-低投资-低产出-低收入-低储蓄”的贫困陷阱，弱势群体存在着金融供给不足和金融需求不足的双重金融抑制态势。扶贫性金融的宗旨是为弱势群体提供融资服务，将财政体系输血型扶贫改造为金融体系造血型扶贫，解决贫困人口因资金不足带来的发展制约。我国扶贫性金融应实行“相机决择”策略，制定诱导性政策，引导金融资源“逆向流动”到弱势群体。扶贫性金融体系需要依赖法律路径，整合各种扶贫性金融工具，使之有效的融合形成互补功能，达到社会扶贫资金效益最大化之制度目的。

浅谈影响母乳喂养因素及促进母乳喂养成功的措施

母乳是婴儿最佳的营养食品和饮料,含有婴儿生后4月～6月内所需要的全部营养物质、多种抗体、免疫物质、溶菌酶等因子,有利于婴儿健康发育,减少感染性疾病的发生率.为了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标,实现"母亲安全儿童优先",降低两个死亡率,提高母乳喂养率是关键.

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法律研究

金融控股集团是由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若干家金融子公司组成的集团公司，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控股集团的母公司。金融业综合经营是一把双刃剑，其效果如何尚待观察，但任何经营模式都必须和风险管控的能力相适应。如何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有效监督，提高其公司治理水平，加强风险管理能力是实务界和学术界都在积极探索的课题。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之财政促进制度研究

当今中国,必须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财政是经济杠杆的基本激励模式,必然纳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律视野。研究如何运用财政手段推进文化产业强国建设,依法发挥财政在文化产业促进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具体而言,财政投入效能强化、区别化财政扶持、文化产业专项基金整合、文化产业政府采购落实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制度、核心制度、活力制度、辅助制度。一语言之,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依法提升文化产业的治理水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我国财政法的反思与重构——方法论的视角

我国财政法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新兴学科,其理论研究的拓展和实践效果的考察需要方法论的支持与导引。为加快我国财政法的研究进度与拓宽财政法的研究视野,亟待树立一种有效的财政法方法论。对我国财政法方法论进行归纳与反思,创造一种适宜于我国当下财政法研究的方法体系,需要形成财政法方法论的基本共识,对我国财政法方法论的类型进行整合与重构,才能推动我国财政法学的研究走向兴盛。

信贷扶贫法律保障机制研究

实行向贫困人群倾斜的信贷政策,是对现阶段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进行矫正的机制,对弱势人群进行输血式扶贫。构建表达对贫困人群关怀的扶贫性金融法律体系非常必要,因为其会起到制度诱导作用,使金融资产流向贫困人群,发挥更好的资源调配功能,弱化因"马太效应"带来贫富差距的失控状态。

产后抑郁的相关因素及预防产后抑郁的心理护理

妇女在妊娠期、分娩期和产褥期,承受着躯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可以引起产后精神障碍,最常见为抑郁,尤其在分娩后的12个月内是妇女一生中发生精神疾患的高危时期,严重者可发展为产后精神病,对母婴的身心健康危害极大.因此,我们医务人员对孕产妇应予以足够重视,加强心理护理,预防产后抑郁症的发生.

国家经济分配权初探

国家经济分配权对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秩序,缩小过大的分配差距起着主导作用。本文从分析现实经济分配状况入手,探索国家经济分配权的内容和原则,并提出国家依法行使经济分配权的若干建议。

综合经营背景下金融监管方式法律制度研究

金融业综合经营渐成常态,金融创新也多是沿着综合经营路径开展,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探讨和回答以下问题:以综合经营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对金融监管方式提出了哪些新要求?金融监管方式应当如何配置与行使才能起到最佳监管效果?文章提出必须现场监管和场外监控相结合,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以功能监管为主导权为才能起到提升金融效率、保障金融安全的作用。

金融监管权法理探究——由金融危机引发的思考

2007年以来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正在并将对全球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金融监管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金融监管权的法理探析却显乏力。金融监管权的本质是公权。金融监管权和公共治理理论在善治目标下的契合,有助于优化金融监管权配置,对维护我国金融安全、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也会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