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自“新型城镇化”首次提出以来,概念内涵不断丰富,并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如何以新型城镇化助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已成为亟待回答的时代命题。研究从4个角度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的时代内涵,即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景观城镇化,并探究了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提供了一些启示。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京津冀一体化测度与推进策略

推进京津冀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呈多线程复杂网络形态,但大部分城市之间的联动发展指数较低,区域联动网络结构较为脆弱,区域一体化水平较低。其原因主要是区域内部城市体系不合理、产业互动性不足以及叠加制度性壁垒等。为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京津冀三地应优化空间布局,深化产业分工合作、增强产业间联系,破除制度性壁垒、畅通要素流动渠道。

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成效与发展趋势

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自提出以来已经取得明显成效:地区优势充分发挥,区域发展相对差距有所缩小,区域协调发展机制逐步完善。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未来需要围绕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探索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

区域产业融合发展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作为引领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产业融合发展对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大湾区增长极作用以及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具有重大意义。实现区域产业融合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从产业、产业链、产业网络和产业生态四个方面全面把握。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融合发展面临产业层面要素流动不充分,产业链层面产业同构现象较为严重,产业网络层面“强强互补”的产业分工格局尚未形成,产业生态层面有助于产业持续升级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尚未形成等挑战。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应加快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完善区域合作的法治化基础,引导形成科学合理的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制度体系,推动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格局;加快推动区域创新系统建设,增强大湾区产业体系的原始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进而更好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协同发展战略下京津冀多中心性及不平等问题研究

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成为国家战略。多中心空间结构可以有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京津冀在人口分布上呈现出多中心性,但其功能多中心性明显较弱,城市群内部不平等程度较高。作为核心城市的北京极化作用较强,河北地区增长乏力,京津冀内部不同城市产业之间未能形成良好的互动,叠加行政力量分割的原因,共同导致上述问题的产生。未来,京津冀地区应加强多中心性尤其是功能多中心性的建设,科学定位各个城市的功能,增强产业间的联系,破除行政壁垒,以助力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

数字经济、区域经济结构转型与中国空间经济政策调整

区域协调发展对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出了更深层次要求,能否抓住数字经济这个战略机遇实现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已成为学界和政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数字经济主要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目前,数字经济在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呈现以下典型特征事实: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地区主导产业更新、深化各地区产业分工、提升各地区经济韧性和增强各地区经济结构包容性;另一方面,地区间数字经济差距会增加区域经济结构协同转型的难度。为缩小地区间数字经济差距,推进区域经济结构协同转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应有针对地围绕数据要素区域互通、数字经济区域协作与数字红利区域共享等方面调整空间经济政策。

城镇化助推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路径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口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缩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是未来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的着力点。经济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动力,通过确保城市格局与动力格局相匹配、与产业格局相匹配,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水平,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社会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破解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滞后于城镇化进程的难题是未来高质量推进城镇化的关键举措。景观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协调推进城乡景观建设,确保城乡景观在城镇化进程中相得益彰。

数字经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抓手与雄安新区的发展方向

数字经济为缩小区域差距、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然而,各地区在数字经济的应用基础和产出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为区域协调发展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若不能及时缩小地区间数字经济差距,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构建将面临更多难以克服的阻力。本文主要以京津冀地区为样本,研究京津冀数字经济差距的表现。在此基础上,对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雄安新区数字经济发展与京津冀协同的重点。主要启示在于,要充分重视数字经济差距这一区域经济新风险,发挥各地数字经济合力,促进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依托超大规模市场构筑新型竞争优势

立足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国情培育新型竞争优势,是推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超大规模市场能够以较高的要素与产品一体化程度打破区域间藩篱,破解区域发展中面临的各类瓶颈和堵点,畅通国内大循环,为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空间动力。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深入挖掘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打通国内要素与产品大循环,以此带动各地区的充分协同发展,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奠定基础。

风险投资的行业多样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

作为撬动创新的重要杠杆,风险投资催生出独具特色的创新业态,呈现出行业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并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本文利用2014—2020年中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各国民经济门类的投资数据,运用计量模型探究风险投资行业多样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的行业多样化能够通过推动产业和新增企业的多样化促进城市创新,且城市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均能增强这一促进作用。但该促进作用仅存在于东部地区和三大城市群,且只有相关多样化有正向影响。本文的发现可从产业引导和项目筛选两方面为风险投资决策提供参考,规模较大、经济较发达、产业基础和人才基础较好的城市可以推动风险投资进入更多行业,形成具有相关多样化特点的基金组合;规模较小、经济欠发达、产业基础和人才基础较为薄弱的城市要引导风险投资优先进入具有优势的产业。

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成就与展望

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不仅能与共建国家分享中国优势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带动共建国家经济增长和民众就业,也有助于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蓝图变实景,我国已同151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行、共建、共享,合作、创新、交流、发展,十年深耕,风光正好。当前,全球通货膨胀压力持续,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大国博弈演进加剧,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本刊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特组织专家学者总结“一带一路”在构建经济全球化新格局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历史性成就和宏伟使命,同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发展方向。

同胞数量与个体教育获得--基于公共教育投入的调节作用

中国生育政策的变化将影响家庭子女数量,进而影响个体教育获得。系统研究同胞数量与个体教育获得的关系可以为优化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全面促进教育公平提供参考。文章基于居民收入调查(CHIP)和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有序Probit、工具变量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等模型验证了同胞数量会对个体教育获得产生挤占效应,且当个体为女、具有农业户口、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来自中西部地区时,受到的挤占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体教育层次越高受到的挤占效应越明显,且会影响教育质量和未来工作收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教育投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缓解挤占效应,且高等教育投入的调节作用最为明显。

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同地区间传统的要素流动、资源配置模式已经发生明显改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通过提升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逐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成为各区域突破地理环境限制,培育新动能、实现弯道超车的新突破口和重要渠道,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此,本文邀请相关专家就数字经济促进区域产业布局优化,数字经济在打破区域合作藩篱,促进区域发展新格局形成中的作用展开深入探讨。

基于改进生态足迹模型的中国31个省级区域生态承载力实证研究

发达地区通过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污染型行业,导致污染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同样,在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态破坏在区域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间接转移。一个地区使用了大量的生态资源,但其绝大部分资源都可能是靠输入,在这种情况下,输入资源地区的生态系统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输出资源地区的生态系统却承受了巨大的生态压力。通过实证研究,应用改进生态足迹模型分析比较了2008年中国31个省市区生态承载力,并讨论了区域间生态破坏转移问题,为实现以生态文明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提供决策参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制约因素及未来方向

2014年2月,习近平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七点要求,标志着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回顾京津冀地区1976年至2014年间的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并利用相关数据对京津冀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发展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京津冀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的效果并不显著。综合分析,未处理好北京与首都、北京与天津、北京与河北的关系是导致京津冀地区无法真正形成一体化发展格局的关键原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推动未来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可采取的措施。

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内涵、影响机理及其疏解思路

如何疏解非首都功能,被认为是保持北京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和推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本文在明确指出非首都功能内涵的基础上,阐述了非首都功能的形成机理及其对北京自身和京津冀地区发展的影响,对目前几种流行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思路进行分析,并指出这些思路存在三个误区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应该坚持的两大基本原则。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应该秉持的思路。

北京新城规划的实施思路和体制保障

新城规划能否有效实施是关系北京市“多中心”发展战略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本文在阐述新城规划建设的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和阐述北京新城规划的实施思路和体制保障,提出新城规划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关系;规划的实施要在市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以新城政府为主导,鼓励公众参与,实行政府—市场协作型开发模式;同时新城的规划发展宜制定《新城开发法》,确定新城规划和建设的总体框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区域经济发展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治理矛盾突出。面对全球化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逐渐从外贸和投资主导转向内需和消费主导,现代化产业体系自主可控的迫切性进一步加强。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首次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8月24日,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新格局并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如何准确理解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本刊就上述问题,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展开讨论,以期对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启迪和借鉴。

国外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回顾、进展与述评

中国未来发展中,可能会大量涉及空间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应用,如城乡人口流动问题、土地使用方式变化对空间模式的影响等。目前我国一些学者在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过程中存在片面选择模型、对最新模型应用较少等诸多问题。根据学科逻辑,回顾国外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进展,进一步梳理其理论脉络,对促进空间计量经济学在我国的研究与应用有重要意义。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空间计量建模过程中的空间效应检验、权重设定、模型估计等方面知识点,结合最新研究进展,总结了空间计量模型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分析了国内空间计量经济学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概念不清、方法混淆及误导讹传等现象。最后指出空间计量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

新中国70年行政区划调整的历程、特征与展望

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分配和政策制定的基础,是行政管理的基本空间单元。行政区划调整是否得当,不仅影响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关系到国家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间,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经历了四个时期:探索时期、加速时期、调整时期和优化时期。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特征是:不同时期行政区划调整的主导目标不同、同一时期不同区域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不同、行政级别越高的政区调整频率越低、行政区划调整的空间尺度不断细化以及行政层级调整趋向扁平化。进入新时代后,中国行政区划的调整要注重完善行政区划管理的法律法规、完善城镇型政区的设置标准、探索不同的设市模式、完善行政区划调整的评估机制以及明确行政区划管理的主体并赋予其必要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