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汇款之三角关系不当得利——沙特公司与交行杨浦支行不当得利案评析

三角关系不当得利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判断认定谁对谁为给付而成立不当得利,其中最大的特色是指示人指示被指示人向受领人为给付是在完成两个给付关系。因此依据不当得利法上的分析,在错误汇款并由受领人之债权人依据双方合同直接扣划相应款项的情况下,汇出银行依指示的履行行为和债权人行使抵销权之举不受汇款人意思表示错误的影响,最终只能由错误汇款人向受领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而不得向债权人主张。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电信诈骗的日益猖獗,不少法院和学者认识到如此有失公平。鉴于此,从利益衡量角度上考虑,赋予错误汇款人优先受偿权,对错误汇款人请求债权人承担不当得利返还持支持态度,以保护汇款人之利益。

遗产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现实缺位与理性构建

我国实行无条件的限定继承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较多不足之处,比如对接受继承和放弃继承没有明显期限、对放弃继承效力认定不同、遗产范围难以认定等。相较而言,德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立法更具有优越性,其实行有条件的限定继承制度,并对接受继承和放弃继承规定确定的期限,再以遗产管理、遗产清册和遗产清算制度加以约束。借鉴域外立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改并完善,将无条件限定继承改为有条件限定继承、扩大遗产范围、建立遗产管理和遗产清册制度,以更好维护遗产债权人利益。

股东知情权之实证研究初探——兼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

实践表明,近年来股东知情权诉讼不断增加,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日益严重,2017年8月底刚刚出台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对股东知情权诉讼做出了大篇幅规定,以期指导司法实践。本文对上海市2016年度股东知情权的案例进行检索梳理,提炼出股东知情权诉讼的争议焦点,分析现行法规存在的不足,并结合美国和日本法律的立法比较,在《解释四》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制度的完善建议,以实现股东利益和公司利益的平衡。

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在我国的构建

长期以来,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在我国立法上存在缺失。随着此类案例的增多,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法院对该类案例进行审理时,没有可依据的法律法规,类似案例不同法院则作出不同的判决,对社会造成很大困扰。因此,对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进行立法迫在眉睫。通过对美国、欧盟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考察,发现它们在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方面的立法,相较于我国趋于完善和成熟。

“没有法律根据”之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类型化研究

我国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之一"没有法律根据"的证明责任问题在理论界存在多种学说,如请求人负证明责任说、被请求人负证明责任说、类型区分说、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再类型化说;司法实践中到底由请求人还是被请求人承担证明责任,法院对此没有统一的观点。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立法都类型化区分不当得利并分配证明责任,在以请求人承担证明责任为原则的基础上,规定了一些例外。我国也可将不当得利类型化区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对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再区分为因请求人行为发生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因请求人行为发生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其中后者由被请求人承担"存在法律根据"的证明责任。

刍议根本违约的具体形态

根本违约最初源于英国,作为能够产生法定解除权的一种制度,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不仅对美国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大陆法系中也得到了发展,更是在CISG中有着明确定义。随着法律的不断发展,一些国家将根本违约抽象的判断标准体现在具体的违约形态中,使其更具科学性和逻辑性,在履行不能、拒绝履行、迟延履行和不完全履行中都有其特定的标准。我国《合同法》第94条在借鉴了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对根本违约的实质性规定,但需要加以完善,如明确根本违约的概念,明晰对合同目的判断的标准,并完善具体的违约形态。

学力进阶:小学生阅读“提问”能力的培育路径

提问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对语文学习来说,提问更是学生深入理解文本、发展阅读思维的重要方法。教学中,可通过“前勾后连,明晰学的路径;资源统整,巧设学的支架;直面学情,突破学的难点;品鉴筛选,提升学的品质;以终为始,重构学的周期”等一系列连续性教学策略干预,帮助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提问方法,并将方法迁移到常态阅读中,养成敢于提问、善于提问的阅读习惯,促进阅读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发展。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模式的构建与启示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和改进市场监管,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反垄断与松管制的成败取决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一方面,可以与反垄断执法联合起来形成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另一方面,可以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冲突。单一的"内部审查"模式会因审查动力、审查能力、审查效果等情形使得竞争审查流于形式。因此,需要构建"政策制定机关的积极行使、竞争执法机构的积极与消极联动行使、反垄断委员会的消极行使"三层次递进审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