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烷改性聚合物密封剂的研究进展

详细阐述了硅烷改性预聚体的合成方法和硅烷改性聚合物密封剂的制备及固化机理,总结了国内外硅烷改性聚合物密封剂的研究现状及进展,最后分析了硅烷改性聚合物密封剂在我国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试论颜真卿书法阶段性的宏观考察

作为唐代楷书艺术的杰出代表,颜真卿的书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平原壮举与鲁公三稿、湖抚十年与颜楷大成和鲁公晚年与义死蔡州三个较大的发展阶段,由此可以发现,尽管历来把颜真卿的书法艺术与他的道德事功联系在一起,而真正奠定他在书史地位的,却是书法作品的艺术成就,而不是完全依赖道德事功;改变二王风规创立唐代典型书风的首先是行草书而后才是楷书。宏观考察的研究方法,力求舍弃一切无关宏旨的旁枝末节,放弃细碎饾饤的细节考证,将能更加有效在凸现颜真卿的书法形象。

论武昌莲溪寺东吴永安五年佛像的莲花座渊源

长江中下游的汉晋佛教造像中,极为明显的特征之一是佛像的莲花座,这是与长江上游四川地区的汉晋佛像截然不同的一个持点。武昌莲溪寺的东吴永安五年(公元262年)纪年佛像,足踏莲台,莲茎左右各分出一根细枝,枝端有莲花。这是很可能中国纪年造像中出现的首例莲花座,而且是古印度"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的雏形。莲花座,在古印度首先出现于拉克希米和梵天造像,与佛教无关。直到公元三世纪中后期才与佛像造像发生联系,而且,仅限于"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由此出发,并参照中国古籍文献,可以判断,中国汉晋时期独立出现的莲花图像与佛教的关系无关,不能作为早期佛教传播的证据,当时与佛教有关的仅有长江中下游的莲花座一种。

硅烷改性聚醚密封剂的制备及应用

介绍了硅烷改性聚醚密封剂的发展、制备及固化机理及应用,并指出硅烷改性聚醚密封剂是绿色环保产品,大力发展硅烷改性聚醚密封剂的生产技术对我国的工业发展具有深远的作用。

早期印度佛教美术的华盖图像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古印度象征王侯身份和权势的"五威仪"中,尤以伞盖为代表。伞盖本为遮阳蔽雨的实用器具,后转为王仪标志,美称为"华盖"。早期印度佛教图像中的"华盖"既表示释迦牟尼的世俗身份为迦毗罗卫王子,又表示他是极受人尊重的出家僧侣,其思想底层是极易被忽视的王权意识。而在中国汉晋时期,华盖与神仙方术系统联系密切,多用于道教性质的仪式和图像,与王权无关。佛教传入中国后,在长江流域出现的华盖楼阁和华盖佛像,及汉桓帝设华盖之座并祠浮图、老子的文献记载,表现了中国当时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华盖的理解,既显示了把佛陀视为神仙的基本态度,又意味着印度华盖作为图像原型的主导价值。

论印度佛像莲花座起源于龙树时代

由于武昌莲溪寺东吴永安五年（262年）铜带饰佛像出现了莲花座,且在长江中下游的铜镜和堆塑罐上所表现的莲花座坐佛流行了50年左右,是当时具有主流特色的佛像造型,据此推测印度同时期也出现了佛像莲花座。印度同时期的佛像莲花座目前尚无法确认,但印度高僧龙树的经论认为莲花座是仿照梵天的形象而创制的。当时有梵天端坐莲花的传说,＂诸佛随世俗＂也端坐莲花说法,这说明龙树时代处于佛像莲花座的初兴时代。龙树主要活动于公元150~250年期间,认为印度佛像莲花座初步兴起于公元200年前后,放置在佛像莲花座初创并流传到中国的大框架中考察,这是合乎情理的。

论延光四年佛像的史学意义

长江三峡出土的延光四年摇钱树佛像,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尊古佛像。该佛像举右手施无畏印,高肉髻,与四川其他各摇钱树大致属于同一类型。惟该佛像身着交领衣,显示了当时中国信众对佛像仪轨并不十分熟悉,是佛像初传中国时期的常有现象。就中印两国佛像艺术传播与交流的角度看,这尊佛像,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可以缩小古印度佛像初创时期的争议范围,也可以缩小贵霜王朝迦腻色伽即位年代的争论范围,对探究佛教造像在古印度的起源有重大意义。同时,该佛像可以证明中国古籍记载的早期佛教造像虽有夸饰之词却是有事实依据为基础的。

长江流域早期楼阁式佛塔形制特征

长江流域的早期楼阁式佛塔,已知的考古实物,有长江上游的四川什邡在1986年发现中国最早的佛塔画像砖;在文献记载中,有长江下游的江苏徐州一带笮融"大起浮图祠"。考古文物与同期的文献记录相近,均为楼阁式木作建筑。什邡画像砖佛塔明显源于古印度西北广为流行的高层佛塔,中国佛塔是在此基础上依据传统的楼阁式建筑而发展起来的。基于信仰观念引导宗教艺术的看法,汉代神仙好楼居的传统思想,使得犍陀罗佛塔得以比附仙人所居的木作高楼得以在中国安家落户。宗教信仰的类同性,其重要性,远在单纯型制模仿改造之上,或许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楼阁式佛塔得以在中国广为传播。另外,什邡画像中与佛塔并置的三宝柱被辨识出来,同时也构成上述观念的一个重要证据。作为早期佛教艺术的珍贵文物,什邡佛塔成为研究中国早期印佛塔型制演变、中国汉代神仙信仰以及佛教初传中国的重大问题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

中国早期净土变相的型制与渊源

中国佛教艺术中的净土变相,其主要图像特征是阿弥陀佛三尊处于楼阁与莲池之间,周围有菩萨天众与各式化生等,表达了信众往生西方乐土的愿望。最早的净土变相典型像例是南响堂山第1、2两窟的浮雕,表明净土变相正式形成于北齐。净土变相的基本图式和构成要素,与犍陀罗地区出土的"穆罕默德那利造像"尤为相近,是借用古印度流行的"舍卫城大神变造像"为图像范本,结合净土佛典而创制的。这一发现,既指明了中国净土变相的源头,也从具体的案例中显示了笈多王朝的佛教艺术对中国的巨大影响。

国内悬索桥主缆钢丝涂装防护技术进展

简要分析悬索桥主缆的腐蚀环境与类型,对悬索桥主缆钢丝涂装防护涂层进行研究,分析国内传统悬索桥主缆钢丝的涂装防护技术,并介绍两种新型悬索桥主缆钢丝涂装防护技术进展。

尼泊尔三乘物观音造像与成就法

尼泊尔特别流行观音菩萨信仰,有诸多造型奇异的观音形象,三乘物观音即其之一。这种观音造型的特征是三重乘物,自上而下,分别是毗湿奴、金翅鸟、狮子。有时还增加一条诃利蛇,形成四重乘物。观音菩萨是佛教观想中的,三乘物观音乘骑于毗湿奴肩上,表明观音凌驾于印度教诸神之上,是佛教自我优位心理的物化表现。这种三乘物观音出现在印度佛教末期的成就法鬘之中,是瑜伽形者观想的宇宙至尊神,他们努力使自己与三乘物观音融汇为一体,以达到解脱证道的目的。三乘物观音造像,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对于研究中印佛像源流与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神仙方术视野中的中国早期华盖图像

华盖是从遮风蔽雨的伞盖转化而来,由实用器具升华为神仙方术意味的美称。这在汉代辞赋典籍中屡有记载,也被使用于奉神、长生、辟兵等庄严场合,在汉代图像中尤多见于西王母。在佛教入传中国后,汉恒帝设华盖之座并祠浮图老子,表明当时人把佛陀(浮图)与老子(道教始祖)同样对待,华盖也具有传统的方术意义。然而,与佛陀造像伴生的华盖,在印度原本是王侯象征的礼具,是把佛陀当视为王侯的,而在中国却是与神仙为伍的,表明中国早期华盖佛像是在神仙方术系统中被接受的。从华盖图像的中外寓意之别,反映了中国古代是立足于自身文化系统接纳外来文明的,中外文化之间的共性是最初被接纳的思想契机。

淮安东魏石刻造像考

淮安东魏石刻造像考张同标本文旨在把淮安东魏石造像放在南北朝佛教大盛、佛教艺术繁荣的背景中，考查菟罗佛教造像系统南传北上、南北朝文化交流和造像的独特风格、艺术成就及其演化渊源等。一、造像称谓之辩析《淮安发现东魏石刻铭文造像碑》（简称《发现报告》）称这件...

传统文字设计研究的评述

汉字是中国装饰艺术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我国设计的飞速发展,人们对汉字设计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对我们的设计尤其是字体设计意义重大,但同时这些已有成果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史为鉴,了解已有的优势,有利于文字设计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沉厚静穆:中原古代绘画之美

从整体上审视,"沉厚静穆"的美学理念贯穿了中原古代绘画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原绘画独具特色的地域性格。在五代北宋,中原绘画完成了从"真境"到"诗意"的转换,继而又分化为宫廷的、文人的、民俗的三类不同的审美趣味。中原古代绘画的发展与学术文化、王朝政治,甚至帝王宗亲的个人偏好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西印度所见舍卫城大神变佛教造像十例(下)

古印度笈多时期普遍流行一种取材于"舍卫城大神变"的佛教造像,描绘佛陀在舍卫城降服外道六师,包括三个主要情节:芒果树奇迹、水火双神变、大神变。造像通常舍弃了叙事性,转而倾向于礼拜性,形成了以佛陀为主尊集结化佛天众的宏大场景,作为程式化的造像遍布于西印度诸石窟。就西印度石窟所见,这类造像有繁简不同的造像图像,而均以"并蒂莲花"、"千佛化现"和"双龙擎莲"为图像特征,并影响了耆那教造像和印度教造像,也是古印度后期密教造像的图式渊源之一。"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对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西印度所见舍卫城大神变佛教造像十例

古印度笈多时期普遍流行一种取材于"舍卫城大神变"的佛教造像,描绘佛陀在舍卫城降服外道六师,包括三个主要情节:芒果树奇迹、水火双神变、大神变。造像通常舍弃了叙事性,转而倾向于礼拜性,形成了以佛陀为主尊集结化佛天众的宏大场景,作为程式化的造像遍布于西印度诸石窟。就西印度石窟所见,这类造像有繁简不同的造像图像,但均以"并蒂莲花"、"千佛化现"和"双龙擎莲"为图像特征,并影响了耆那教造像和印度教造像,也是古印度后期密教造像的图式渊源之一。"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对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宋徽宗画学考论

我国古代设于京城的最高学府,称为"太学"。太学始自西周,魏晋到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国子监),或两者同时设立,名称不一,制度亦有变化,但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相应地,将绘画教育列入国家的最高学府,就称之为"画学",相当于今天的"国立艺术学院"之类,是绘画教学的最高学府。在古代中国,绘画尽管被视为文人雅事。

天书云篆:道教文字的视觉神秘化及信仰观念

道教所使用的文字,往往对字体结构进行了极大的夸张与变形,并附会以种种道教神学的解释,使文字罩上了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道教的文字主要应用于符箓、法印中,这些经过极度变形而难以识读的云篆天书,是中国人对文字灵性的崇敬的表现之一。

玄淡与狂肆:论禅宗对明代书画的影响

作为宗教流派之一的禅宗,自六祖慧能（636-713）以来,使得＂印度佛教在中国＂一举成为＂中国佛教＂[1],这与约略同时代的玄奘（600-664）等人取经归国创立法相宗判断有别,也与稍后的＂开元三大士＂（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69-741;不空,705-774）所传的正纯密教完全不同。后两者都致力于把印度佛教尽可能原封不动地搬移到中国,对于中国而言,这是＂印度佛教在中国＂,而慧能等人创造的禅宗却完全是典型的＂中国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