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溯及力的不确定性及其应对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溯及力问题颇具争议,与外国主权者在美国面临的诉讼风险息息相关,亟需得到重视。与《外国主权豁免法》溯及力相关的司法实践体现该法的溯及力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还将持续性存在。《外国主权豁免法》模糊文本与美国法律制度的综合作用、美国法院对于《外国主权豁免法》的程序法与实体法属性认定之分歧、美国法院在法律与对外政策之间寻求平衡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外国主权豁免法》溯及力的不确定性。面对美国日后针对《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溯及既往修法与司法行为可能导致的风险,外国主权者能够经由美国国内法、对等原则或是国际争端解决三种途径维护自身依法享有的主权豁免,但这三种路径均有局限性。对于我国来说,运用对等原则是应对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溯及力不确定性的理想路径。为此,我国应当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第21条“对等豁免”条款的实施,充分发挥其威慑作用。

美国司法豁免认定权的配置及其启示

司法豁免认定权是在跨国诉讼中对外国被告是否享有司法豁免进行认定的权力。在美国,司法豁免认定权之配置一直徘徊于行政部门与法院之间,该权力的配置变化经历了法院相对独立认定、遵从行政部门豁免建议、法院主导行政部门辅助认定这几个重要阶段。导致司法豁免认定权产生配置问题的内因在于司法豁免认定权的混合权力属性以及该权力主体的复合性;外因在于被诉国政府的施压、美国行政部门的风险研判、法官自身的政治偏好以及美国法对司法豁免认定权配置的规制张力。对于美国司法豁免认定权配置的实践,中国可从中得到两方面启示:一方面,中国被告在美国被诉时除积极运用美国法进行管辖权抗辩外,应审慎对待行政部门的豁免建议;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的国家豁免立法应当构建司法豁免认定弹性机制,允许行政部门对外国司法豁免问题发表意见,合理配置中国的司法豁免认定权。

国家豁免与“投资者—国家”仲裁裁决的执行

本文首先介绍《ICSID公约》与《纽约公约》项下有关仲裁裁决执行的制度。尽管这两个公约的规定不尽相同,但当败诉一方拒绝履行裁决时,它们都为胜诉方提供了公约缔约国的国内法律救济途径。依照以上两个公约之规定,即使投资者在仲裁中胜诉,他们也可能在裁决的执行时遇到困难,因为有些资产会因为其被关于主权豁免的国内法所保护而无法被执行。本文试图阐明胜诉的投资者可能面临的两种困境:一是各国基于国家豁免而享受的保护;二是《纽约公约》与一国国家豁免法之间交互作用的复杂性。本文旨在论证舒勒(Schreuer)教授的先见之明——国家豁免永远是仲裁裁决的执行中的一个棘手问题。

非洲国家豁免立场的转向及中国因应

非洲国家独立后,基于维护国家主权、谋求平等与公平之利益诉求,受到原宗主国法律体系的一定影响,以及在全球限制豁免主流趋势的席卷之下,大多由绝对豁免转向限制豁免立场。非洲国家限制豁免实践呈现不同形式,个别国家颁布了限制外国国家豁免的国内立法,部分国家采取限制外国国家豁免的司法实践,而更多国家则参与了包含限制豁免内容的国际条约。作为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外国国家豁免会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中非合作而言,在双方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背景下,随着中非民商事交往日益紧密,非洲国家的限制豁免转向将对中非合作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将给中国主权性实体带来一定风险和挑战。鉴此,中方需关注非洲国家的国家豁免立场与实践新动向,基于维护中非友好合作的大局,在事前与事后两个维度加以应对。具体而言,一方面,中方应深入研究非洲国家豁免问题,积极与非洲国家就国家豁免开展国际立法、司法对话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在非洲法院涉诉时,依据不同情况选择是否提出国家豁免抗辩,而中国政府及其分支机构在非洲法院涉诉时,应重视并充分利用外交意见机制,为大变局时代推进中非合作关系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