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经济学界“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笔谈(三)

为进一步推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南方经济》编辑部特邀请广东经济学界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知名专家与优秀中青年学者,围绕“二十大”报告中涉及经济建设的重要部署,以系列笔谈形式,开展研究阐释。本期为系列笔谈的第三期,邀请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传添、韩永辉、陈伟光,广东财经大学黄晓凤、黄瑜,广东金融学院李文秀、张呈磊、项后军共八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新发展格局、新安全格局等主题,畅谈各自的观点与体会。

数字普惠金融、社会网络与农户创业--基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替代的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2017年和2019年的样本,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从农户社会网络视角出发,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农户创业过程中带来的正规金融对非正规金融的替代和补充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的创业行为,且数字普惠金融只对自雇型创业有显著影响,对雇主型创业没有显著影响。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具有弱社会网络的农户创业行为影响更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真正发挥了“普惠”的作用。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发展正规金融渠道,弥补了过去农户主要依靠社会网络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融资的不足,提高了农户的金融可得性从而促进其创业。

数字普惠金融与收入机会不平等

机会公平对实现共同富裕尤为重要,而弱势群体的金融可及性与其经济机会密切相关。利用2011—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结合省级经济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降低了机会不平等程度,且机会不平等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越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就业收入匹配而降低机会不平等程度。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个体就业收入匹配影响收入的作用在收入的0.25分位点以下不显著,在0.25~0.85分位点之间显著为正且系数绝对值逐渐变小,即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鸿沟”和“数字红利”同时存在。因此,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需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就业机制,尤其要关注收入过低以至于难以获取数字普惠金融支持的群体。

社会网的教育溢出、个体教育回报与农民工工资——基于代际的比较研究

采用RUMIC2009实地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社会网的教育溢出和教育回报进行代际比较的研究发现:以关系最亲密的三个关系人为代表的农民工社会网存在显著的教育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网的教育溢出效应和其自身的教育回报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教育溢出和自身的教育回报都显著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在进行了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这一研究对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老两代农民工的替代对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社区建设的推进政策制定具有参考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其究竟是普惠的数字红利还是金融领域的数字鸿沟,这是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中亟需回答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匹配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从创业效应这一渠道进行了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渠道之一。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生存型创业从而改善了收入不平等,而数字普惠金融对机会型创业的促进却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不平等。文章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正外部性以及如何缓解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新的视角。

数字普惠金融、社会网络与农户借贷——基于CLDS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IFI)数据,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和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行为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削弱了社会网络对农户非正规途径借贷以及消费性借贷的影响,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户的借贷行为方面对社会网络具有替代性。应继续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的下沉力度,为当地农户尤其是低收入农户提供多样且满足其切身需求的金融服务和产品。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省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效果评估--基于PSM-DID的实证分析

立足于“一带一路”倡议前后的服务业发展数据,从服务业发展规模和发展结构双重视角出发,构建PSM-DID模型,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能有效推动我国服务业就业规模的扩大,但对上游服务业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向作用,且该影响为动态调整过程,边际影响程度随时间波动,总量效应先增后减,结构效应则呈递增趋势;“一带一路”倡议仅有效推动了东部地区服务业就业规模的扩大,而对西部地区服务业就业规模的扩大存在显著抑制效应,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对西部地区上游服务业影响的负效应更强。

社会关系网、朋友圈效应与农民工收入

基于中国珠三角地区实地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农民工社会关系网以及朋友圈对其工资的影响。在研究农民工社会关系网对其工资影响的基础上,文章探讨朋友圈中的教育网差效应和职业网差效应对其工资的影响机理和程度。研究发现:整体上看,农民工个人社会网络对其工资有正向影响;农民工最好朋友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农民工工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更进一步,朋友圈内教育网差效应的表现跟农民工与该朋友的社会距离有关,社会距离越近,此种效应相对越大;而职业网差效应的表现跟农民工与朋友的社会距离关系不大。在排除自选择因素以及考虑教育的内生性问题、工资与教育网差及职业网差的联立关系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子女随迁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父母在迁移的过程中选择把子女带在身边,形成了"家庭迁移"模式。相较于"个体迁移",这种"家庭迁移"的模式是否有利于增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本文在构建效用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利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感的影响效应。使用工具变量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子女随迁确实显著增进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感。"家庭迁移"模式下的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长期定居意愿以及其本地人身份认同感均显著高于个体迁移者。

“重男轻女”会损害女孩的健康状况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使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第一胎男孩和女孩早期健康的发展差异及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第一胎男孩的健康状况要显著好于第一胎女孩,表明家庭重男轻女观念确实损害了女孩的健康。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重男轻女观念直接减少了家庭对女孩的健康投入,降低了女孩的健康水平;另一方面,重男轻女观念使头胎生育女孩的家庭更可能继续生育,从而间接地减少家庭对女孩的健康投入。此外,本文通过对家庭性别偏好对子女健康状况的总效应进行分解,发现家庭规模的变化可解释近四分之一的总效应。在具有重男轻女传统的中国社会,引导家庭对女孩的关注和重视,鼓励家庭适当增加对女孩的投资,可改善女孩的健康状况,尤其可提升农村地区和年龄较小女孩的健康水平,有助于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