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

在1949之后的60年里,中美关系先后经历了战略敌对、战略合作和战略模糊三个阶段。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逐渐崛起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中美关系也随之加速走向一个战略竞争的新时代。中国和美国在新时代的战略关系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主要围绕权力地位、物质利益和荣誉尊严三个方面展开。然而,由于"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竞争形式软化"三大机制的共同作用,中美关系在战略竞争时代不同于以往的大国关系,呈现出一些"新型大国关系"的雏形。但是,中美两国能否彻底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建立一种前无古人的新型大国关系,还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实践中继续发挥和强化三大机制的保和平、促合作功能。中美战略关系今后的演进趋势将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主要实践源泉,从而给中国学者提供了参与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重大契机。

香港回归以来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及其影响

香港回归以来,美国加大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力度,"香港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内容。美国国会在美国介入香港事务方面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国会通过举行涉港问题听证会、推动涉港法案、发布涉港报告、向白宫施压、支持香港反对派的诉求以及资助非政府组织的涉港活动等方式介入香港事务。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干扰了中美关系的大局、损害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加剧了香港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同时也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从长期来看,美国国会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存在激化中美关系的可能。

迈入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

本世纪初以来,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美战略关系特征逐渐从模糊走向清晰。通过对中美实力结构、彼此的战略认知,以及双方的战略政策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两国正逐渐进入全面战略竞争阶段,但这种竞争有别于历史上的大国争霸和对抗,而表现为在共同努力维护和平稳定局势的同时展开"和平竞争",因此双方无需讳言彼此的竞争面,而应坦然面对现实,并在此基础上共同规划中美关系的未来框架。

新安全观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困境

针对世纪之交东亚地区安全与区域一体化形势的发展,中国于2002年7月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这些观念与东盟当时的地区安全观彼此相容,为本世纪头十年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东亚地缘局势的变化,东盟的地区安全观出现重大转变,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实现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方法等方面均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在此情况下,东盟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一些国家开始大力提升军备并寻求区外大国的帮助和保护,这又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互契合,形成东盟与美国合作共同抗衡中国的战略态势。由此而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对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为了巩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须调整和补充新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形式,对其进行及时"升级"。具体而言,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主动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逐步超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使双方关系重回全面包容性合作的轨道。

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核心理念、现实行动与未来路径

尽管尚未形成一个广泛有效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亚太地区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态势,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各领域交流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地区安全与经济形势变化,安全挑战正日趋严峻且超越单双边管控范畴,对构建覆盖整个地区、综合治理各类安全问题的多边合作平台的呼声不断上涨。基于中国创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倡议,笔者试图探讨以亚洲安全观为指导原则构建地区安全新架构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未来路径。中国自2013年以来为推动亚太安全合作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标志着中国的地区安全角色正从传统的"参与方"向"积极倡导者"转变,为未来的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夯实了基础。随着相关理念的逐步推广,未来地区各国有望以更大的热情和动力投入亚太安全新架构建设。中国作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倡导者,需要根据未来地区安全形势的可能发展,合理规划构建亚太安全新架构的路径并提出明确而有力的阶段性行动计划。

新安全观与中国—东盟安全合作

中国与东盟之间良好的安全合作不仅是维护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基石，也是关系到整个亚太地缘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冷战结束前，由于东盟国家对美国军事安全保护的严重依赖，以及中国自身实力较弱、安全压力“北重南轻”等原因，中国同东盟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并不多。

“中缅外交政策新趋势与中缅关系新发展”年度研讨会综述

2009年8月29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缅甸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中缅外交政策新趋势与中缅关系新发展"年度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来自上述两家研究机构的1 4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年会集中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分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中缅关系"、"缅甸与主要大国间关系的新发展"以及"缅甸在东盟与东亚的作用"。

中美在亚太的地缘安全“合作困境”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矛盾和较量日益尖锐,两国在亚太地缘安全上似乎正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合作困境"。然而必须看到,这一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既非"大国必因争霸而走向对抗"的历史宿命,也不是中美政治制度差异所导致的对彼此的永恒猜忌,而是中美在对彼此的战略试探和相互适应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战略互疑。令人欣慰的是,两国高层正在通过不断的相互"战略再保证",努力巩固和扩展双方的战略互信。同时,两国在亚太地区各领域展开的务实合作及该地区其他积极因素均有助于中美在地缘安全上找到一条新型的大国共存与合作之路。未来,两国应通过更多对话及互利合作,进一步巩固彼此的战略互信,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及领导作用的基础上,逐渐整合亚太地区现有的各种安全机制,为各国和谐共处与共同繁荣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

总统签署声明的发展及其对美国联邦政府权力制衡体制的影响

"签署声明"是美国总统在签署国会通过的法案时附于其后的正式文告,对法案的实施效果有时会产生很大作用。在日益复杂的任务与持续紧张的白宫一国会关系的双重压力下,里根之后的历届总统均大量借助签署声明来解释,反对甚至更改法案中的具体条款。尤其自小布什执政以来,更将这种手段运用得淋漓尽致。在多数人看来,这种手段相当于一种"单项否决权",因而是违宪的;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对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制衡体制带来永久的损害。对此,国会已经开始着手制定相应法律,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也有望再次恢复稳定。

“民意为先”:美国政治营销的理念及策略

所谓“民意为先”，与我们所熟悉的“以人为本”思想的最大共同点是，二者均把民众需求放在政策考虑的首要位置。它们的关键区别则在于，前者更加重视能否保持足够高的民意支持率，以便更加有力地推行各项政策；而后者恰好相反，要看推出哪些政策才能更好地满足公众的需求。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港台关系的定位与发展路径

2008年5月以来，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态势渐趋稳固，港台关系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何把握港台关系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的定位，使其在推动“中华经济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提升，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鉴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阶段将持续较长时期，有必要在简要回顾港台关系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对未来港台关系进行合理的定位和路径筹划，使其在不断深化的同时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自由主义化的现实主义者——对约瑟夫·奈的访谈

作为当今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横跨政学两界,不但提出过许多"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观点,还曾是美国一些重大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躬身入局之人。这使他能够超越单纯的学术视角,以更为全面的眼光来考察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理论流派。为进一步厘清其思想脉络,了解他对美国外交政策以及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看法,本刊特请复旦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张哲馨于2007年4月以电子邮件交流的方式对约瑟夫·奈教授进行了采访,并得到他对发表本次访谈内容的许可。现刊发如下,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