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翁以教治蜀

秦汉以前,因四川地处西南,四周被大山环抱,算是地荒人稀、民风顽蛮不化之地。从汉朝开始,四川日渐物丰民富,成为群贤汇聚、英才辈出、文化发达、人杰地灵的天府之国。究其原因,得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其中之一。其卓越的功臣,自当首推汉朝的文翁太守。文翁,安徽舒县人,自幼好学,嗜书如命。他对《春秋》的钻研,对"三传"精蕴的理解,都达到了精深的程度,在当地颇有名望。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秦始皇焚书坑儒,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文化,汉朝立国后重振文风,培养英才,很是吃力,因而广泛征聘对文化典籍有研究的人。

陈幼学勤政惠民

陈幼学,字志行,无锡人,进士出身,最初授官确山知县。那时的确山可是个苦地方,山高沟深沼泽多,多见荒草,少见庄稼,农民的生活十分苦焦。那时的黄河经常泛滥成灾,确山地区也免不了在黄河和淮河的冲刷淤积下造成大片荒田废地。男耕无地,女织无机,缺衣少食,饿殍遍地。面对这种情况,陈幼学当然着急。陈幼学先从整理吏治入手,裁减了不称职的冗员,建了一座有房八十多间的公廨,所有官吏全部吃住在里边。仅此一项,他就节约了办公费用六百余两银子。他又呈报免赋,号召大户捐资,筹积了粮食两千多担。他以工代赈,以赈代赋,开垦了荒地八百余顷,开发了黄河泥沙淤田一百三十多顷,无偿供给贫民耕牛五百余头。农民有田耕了,心里也就踏实了;地里长出了庄稼,生活也就有了奔头。陈幼学又用节约的公费买了纱车八百多辆,送给农妇,使她们纺纱织布。为了使养蚕事业得到发展,他带领乡民们种桑榆等树三万八千余株。一个男耕女织的安居形势出现了。当然,人的能力千差万别,贫富很难达到均一,无房住的赤贫户依然存在。陈幼学一面以工代赈疏通河渠一百九十多道,一面修造房屋二百多间,安置了赤贫的无房户。这样的惠民政策百姓当然欢迎,这样廉能的知县百姓当然拥护。

刚猛怀柔清明廉洁

张奂(公元104—181),字然明,东汉敦煌酒泉(今甘肃玉门一带)人。他生活在外患内乱交替、党锢阉祸不断的东汉末年,可以说生不逢时。他的父亲张悖曾任汉阳太守,所以,张奂是标准的贵族子弟。但他身上没有骄娇二气,也没有市俗顺竿爬的恶习。他靠州郡推举贤良方正,考取第一,进入仕途,被拜为议郎。"刚猛怀柔"是张奂对待边防的一贯政策。公元155年(汉桓帝永寿元年),张奂被调任安定(今甘肃镇原)

钱徽修身以明志

中唐以后,吏治松弛,腐败风盛行,请送贿赂成了官场交际的手段。谁能举世皆浊我独清,谁能举世皆醉我独醒?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百姓盼望这样的贤能。应该说钱徽就是当时一位清醒的人。钱徽(755年-829年),字蔚章,吴兴(今浙江湖州)人。钱徽从小博涉经史,讲求修身养性,把"义"看得重于一切,从不搞营私钻营。谷城县令王郢爱结交各地的游客名士,又喜欢请客送礼,接受馈赠。他还有一个习惯,把送礼的人都详细登记下来,一来标榜自己交游之广,二来卖弄自己财物之丰。当然,物极必反。

洁己爱民于成龙

于成龙(1617年—1684年),字北溟,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他本是明朝崇祯年间的副榜贡生,清朝同治18年谒选为广西罗城知县,走上仕途时,他已45岁了。清朝同治、康熙年间,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战事,安民治乱是为政的首要任务。那时的罗城县是个汉瑶等民族杂居的苦地方,于成龙上任时,由于战争和民族间械斗不断的缘故,县城里只有6户人家,衙门官署更是房无一间。于成龙将此情呈报皇上,减免了徭役赋税,安抚了百姓,与民一道致力耕耘,发展生产。为了维持社会治安,他镇压了凶顽。

廉能知县张希古

中国历史上,虽然代代有司法官,却时时不断各类案件,法律始终不健全。朱元璋鉴于元朝吏治松弛而导致亡国的教训,认识到吏治靠法治,民安必依法的重要性,对立法抓得很紧。他在平定武昌后,组织了20人的议律官队伍,由左丞相李善长任律令总裁,研究和制订法律条文。朱元璋还亲自指示:"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他认识到立法和执法的同等重要。在制定了令145条,律295条后,为了让全民知晓并遵行,使官吏办案有据而不偏颇,成书《律令直解》,颁行天下。执法有据,吏治有了保障;惩恶扬善,百姓得到安全。当然律令只是条文,能否落到实处还要看执法的官员。由于明朝采用重惩贪官污吏的政策,

廉惠清正张伯行

张伯行(1651年-1725年),字孝先、仪封(今河南兰考境内)人。张伯行为官廉惠清正,首先体现在他关心民生疾苦、主动无私地去爱民助民上。他本在康熙二十四年就进士及第,授职内阁中书,又改中书省中书,但因遭遇父丧,一直守孝在家。康熙三十八年仪封大雨,城北黄河大堤被冲,随时都有决口的危险。当时的张伯行只能算是一介平民百姓,但他以民生安危为重,独资招募民工堵修大堤,避免了灾害的发生。河道总督张鹏翮十分感动,上书皇帝请求让张伯行以原有职务督修黄河。张伯行接到圣谕,督修南岸堤200里及马家港、东坝、高家堰工程,没拿皇家一分薪水,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康熙四十二年,在家守孝七年的张伯行方因治河有功而授官山东济宁道。这时山东正遭大灾,为了救苦救难,张伯行从自己老家运来米面和钱物进行义赈。

操行贞洁唐嘿庵

唐侃,字廷直,号嘿庵,江苏丹徒人。提起唐侃的号,还真有一段故事。唐侃的恩师丁玑是明朝成化年间的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因反对宦官专权和搞特务政治,多次在朝堂上慷慨陈词,冒死谏诤,这就得罪了太监,也招致皇帝的厌烦,被斥退出朝,在家待罪。于是,唐侃的父亲便带唐侃去拜丁玑为师,唐父因此被特务们罗织罪名下了大牢。为了救父,唐侃到官府要求代父受过,未得允许,他就在自己房中铺了草,睡卧地上,表示与父同苦,在家坐牢。这样过了一年多,直到把他父亲放回为止。为了表示对朝廷的抗议和心中的不平,他给自己起号嘿庵,"嘿"即不说话,不出声。然而,唐侃对恩师丁玑却是无话不说,且侃侃而谈,要不怎么起名叫唐侃呢。他虚心地向恩师求教,学本事、学做人,对恩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铭记在心。

吴隐之勇饮贪泉水

唐太宗李世民在其所参与撰写的《晋书》中愤慨地指出,东晋时期,政出多门,争权夺利成风,莅职者为身择利,铨综者为人择官。今日你叛乱,明日我进剿;今日你封官,明日我拥兵。真个是无人不逐利,无官不贪墨,大有"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之势。这是一个贪官肆虐,百姓遭殃的苦难岁月。因而,与历史上其他朝代相比,东晋的廉吏甚少。不过,在这凤毛麟角的清官廉吏中,有一位卓然独行的正人君子,其所言所行堪为为政者的楷模,很值得大书特书。他,就是濮阳鄄城(现山东鄄城)的吴隐之。吴隐之的老祖宗虽有过做官的记载,但到吴隐之这个六世孙的手中,早已是家贫如洗,窘迫已极了。人穷志不穷。吴隐之博涉文史,以俭素和孝义闻名乡里。他为人很是耿直清高。居家为民时。

清廉正直的赵汴

赵汴(1008年——1084年),字阅道,谥清献,宋朝长安人。赵汴一生有两个美誉:"铁面御史"赞其刚正不阿,弹劾不避权倖,正直无私的大无畏精神;"一琴一鹤"美其政务宽简,清廉贤能的道德节操。赵汴进士及第,先后任武安军节度推官,崇安、海陵、江原三县通判,因政绩卓异被擢升为殿中侍御史。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皇帝面前谏三劝四,那可不是好玩的,弄不好不要说丢官,有时连命都难保。赵汴不管这一套,不但要说,还非要皇帝表态。赵汴说:"是君子是小人一定要分辨清楚。是小人,那怕他只犯了个小过错,也应当处置他,让他滚得远远的。是君子,可能也免不了犯错误,就是犯了错误,也应当出于爱惜之心,加以保护。

范仲淹忧天下之忧

范仲淹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大中祥符进士。他少时贫困力学,出仕后有敢言之名,是三次遭贬而始终不渝的硬汉子。他在任陕西都转运使、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兼知延州、那州观察使时,由于大胆地进行了军事、政洽、经济上的改革和建设,安定了边关,威慑了西夏和诸羌,被呼为"龙图老子",有人称赞他"胸中自有甲兵百方"。他和他的儿子范纯仁均由布衣官至宰相,不可说不显贵。不过,范仲淹被当时和后世人称道最多的是他以天下为已任,推己及人,乐善好施。

廉吏孙叔敖

从今年第一期开始,本刊开辟"廉吏史话"专栏,将陆续有选择地简要介绍我国古代各朝廉吏的事迹。在我国古代封建主义社会里,贪官很多,但确有极少数的官吏注意个人操守,体察民情,勤政廉洁,其中有一些人还有突出的政绩。虽然他们这样做的主观目的是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客观上的确做了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好事。他们的美德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和学习他们的事迹和美德,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会有积极的作用。

勤政廉洁的辛公义

辛公义,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他的爷爷辛徽做过北魏徐州刺史,他的父亲做过北魏青州刺史。辛公义幼年丧父,家境已经大不如前,相当贫困。他靠母亲抚养成人。他的学问也是母亲手把手教出来的。北周天和年间,武帝宇文邕为了笼络人才,扩大势力,搜罗原来的官宦子弟入太学学习,辛公义也靠祖父、父亲的余荫进了太学。辛公义生活清苦,学习勤奋,言行均循规‘矩守礼义,很受宇文琶欣赏。为此宇文邕派专人给他讲道义,并让他在每月的御前会议上和鸿濡巨子们进行辩论。建德初年,宇文邕任命他为宣纳中士,后又升为掌治上士,直到任命为扫寇将军。杨坚任北周宰相时,任命辛公义为内中上士。

张养浩散财救民

在君昏臣贪的元朝,张养浩因上书皇帝劝其戒奢崇俭、推行廉政而获罪,因拯救灾民而散尽家财,他在散曲中直书"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字希孟,济南人。在他六七岁时,就以不受赠谢、有品行、讲道义而闻名乡里。他20岁左右到京师游学,并把自己写的文章呈献给平章府。平章不忽木非常赏识他,就任命他为礼部令史,接着又推荐他入御史台。一天,他病了,不忽木亲自带人去探视,见他的住处非常简陋,房中除了床和桌子外一无所有,很是感动,便说:"你这样年轻就懂得勤俭清廉,真是难得!"接着,又对随从的人说:"这真是一个做台椽的好苗子啊!"于是,先任命他为丞相掾,接着派他去做堂邑县尹。他在堂邑县做了废淫祠,破除迷信,罢免贪官污吏,镇压土匪恶霸等许多解民于危困的好事,受到了人民的爱戴。

耿介廉洁的李勉

在中国历史上,众多的皇室后裔中也有德才兼备、有所作为者,唐朝的李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李勉,字玄卿,天水人,郑惠王李元懿的曾孙。他幼年家贫而好学,后任开封尉,以擒拿奸猾恶棍、整肃社会治安出名。安史之乱后,他凭自己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才干,辅佐肃宗李亨灵武登基,平叛各种战乱,帮助代宗李豫、德宗李适治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但任过多种军政要职,被封为开国公,并当了20多年的宰相。李勉爱兵荐贤,礼贤下士,部下乐为其用,兵士衷心拥戴。李勉在任监察御史时,看到将要处死的100多名战俘中有一人仰天长叹,马上询问情况,发现这些战俘大多是安禄山胁迫的,立即面告肃宗:"元凶未除,被叛匪裹挟的人很多。这些人大多愿意归顺皇帝,应该赦免,使之为国效力。如果杀了这些人,不是驱赶他们去帮助叛匪吗?"肃宗听从了李勉的劝告,赦免了战俘。这样一来。

由羊倌入仕的卜式

汉武帝时官至御史大夫的卜式,原是河南乡间的一个羊倌。他幼年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小弟弟与他相依为命。为了生存,他身穿粗布衣,脚蹬烂草鞋,带着小弟,早出晚归,种地放羊,吃尽了苦头。苍天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他成了种田把式、放羊能手,家境也富裕了。弟弟长大后,他把房屋田产全留给弟弟,只身进山当了羊倌。经过10年经营,他成了远近闻名的放羊大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卜式听到匈奴侵犯边关,士卒开赴前线的消息后,他便上书汉武帝,请求把自己家产的一半献给国家,为抗击匈奴出力。汉武帝对他的这种做法不理解,就派人去询问。"你想做官吗?"使者是个官迷,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卜式说:"只会放羊。

爱民知县孙蕙

孙蕙,字树百,山东淄川人。《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的朋友。他在顺治十八年(1661)就中了进士,到康熙八年(1669)才补上了宝应县知县。宝应属江南省扬州道,在扬州、淮安、盐城和洪泽湖之间,大运河从县内穿过,地当交通要冲,漕运、盐务、驿递十分繁重。那时的黄河走故道,在清河(今淮阴一带)与淮河交汇向东入海,经常决堤成灾,河工一役亦是宝应的一大负担。当然,更大的灾难还有各级官吏的贪婪残暴。孙蕙上任时,宝应的杂派乱赋是国家正常赋税的数倍。孙蕙认为,身为知县,就应该体恤民情,安境保民,让百姓过上大平富裕的日子。孙蕙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革除不正当的马户役、官农捐、粮禾税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并当众焚烧原摊派的典册赋薄。仅这一项,每年可为宝应节约几万两白银的开支。接着,他又草拟了劝输赈灾、劝民务本、息讼省刑、

以身许国的任环

明朝作家归有光在《颂任公》诗中写道:"轻装白袷日提兵,万死守能顾一生。童子皆知任别驾,岿然海上作金城。"归有光称颂的这位童子皆知的任公,就是任环。任环,字应乾,号复庵,山西长治人,嘉靖二十三年(1543)进士,历任广平、沙河、滑县知县,擢升苏州同知。嘉靖三十七年(1558)辛劳忧患而死,享年四十,英年早逝,万民痛之。任环从小就是一个品学兼优、崇尚高风亮节、躬行实践的人。他在府学读书时,就在学舍壁上大书了十个大字:"营私者无上,亏行者无亲"。这十个大字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终身为之实践的诺言。明朝的社会是黑暗的,官场更是乌烟瘴气,加上明朝商业较发达,官吏普遍享乐思想严重,什么请客送礼啊,阿谀权贵啊,玩娼嫖妓啊,坏东西应有尽有。任环担任知县的沙河等县,位于交通要道。

“牛青天”牛树梅

中国人喜爱勤政爱民的清官。所以小说中少不了被称为"青天"的艺术形象,借以慰藉人们对理想官吏的期盼。但在现实中,能赢得"青天"称号的实在太少了。清朝有一位知县荣获了这一尊称,且被老百姓叫了几十年。这位知县大人,就是被誉为诚朴廉洁、循良第一的"牛青天"牛树梅。牛树梅,字雪桥,甘肃通渭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牛树梅中了进士,被派到四川彰明(今属江油)任知县。彰明的自然环境虽较他的家乡甘肃通渭好点,但民生疾苦与通渭似乎没有什么两样。牛树梅由甘肃入四川,爬栈道,过剑门,吃了不少苦,也更加深刻地体察了百姓的苦难。他把朱熹的话"律已公廉,执事勤谨,昼夜孜孜,如临渊谷"写成条幅,挂在堂屋,策励自己。

为国为民的尤袤

尤袤是南宋有名的诗人,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齐名.史称南宋四大家。尤袤也是一位有名的廉吏,他始终不渝的民本思想和爱国主主精神,当世有名,后世传颂。尤袤,字延之,号遂初居士,溢文简。祖居晋江,自高祖尤叔保迁到无锡开化乡白石里,遂落籍无锡。他小时候非常聪明,5岁就会写诗,被当地名流称为奇童。他10岁入太学,是太学中填词写赋的高手。绍兴十八年,尤袤进士及第,授官泰兴令。这年,他才22岁。当时的泰兴临近前线,经常受到异族铁骑的侵扰,再加上官僚地主的横征暴敛,人民生活很不安定。尤袤一上任,就广泛征询百姓的意见,深入乡村访贫问苦,发现泰兴有两大弊政:一是南宋投降派为了投敌媚外,在邵伯镇设了一个顿(即为金国使者过往方便设置的专用旅舍),一年四季派人看守,并时常敛财征夫,而金国使者一次也没有在这停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