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并联式”现代化的判定、成因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在实现路径上具有契合于自身国情的独特性质。现代化进程总是伴随着工农城乡关系等结构的转变,但中国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为组成要件的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推进的过程,这区别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现代化的“串联式”进程。在学理意义上,中国“并联式”现代化的判定依据是其具有实现“时间短”、推进“强度大”和发展“形态新”等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主要导源于中国开放背景下的后发优势、大国经济中的地区试验和跨国比较中的制度优势,其中,中国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独特制度为“并联式”现代化的形成提供了根本保障。深刻理解中国“并联式”现代化的路径特征和形成逻辑,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创新和拓展已有的经济理论具有促进作用,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实践启示。

宝山区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以大场镇场南村为例

近年来,大场镇场南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深化改革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目标任务,结合本村集体经济发展现有业态,主动融入宝山区城市建设和科创主阵地建设大环境,从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直面挑战,紧抓机遇,注重实效,初步形成了一条具有场南特色的集体经济转型发展之路。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国际比较、本土特征及路径选择

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破解社会主要矛盾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国际视野来阐释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问题,可以发现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是理论逻辑与本土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时序意义上看,中国城乡关系正由割裂对立走向融合发展,但二元结构失衡问题仍然存在。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遵循一般规律,但农业农村发展绩效、城乡发展差距等维度呈现的独特性更值得研究。人多地少的禀赋条件、本土化的要素组合方式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是形成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独特性的关键因素。新时代中国推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城乡融合发展应注重四个方面,即:客观评价和准确把握其历史方位,立足国情和制度背景选择其实践路径,增强政策的组合功能和制度之间的协同效应,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基于中国特色城乡连续体框架的探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现阶段,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着城镇化增速趋于放缓而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分化趋于加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的相对数下降但绝对数持续攀升,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差距和劳动生产率差距仍然显著,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收入分化持续趋强等新的实践背景。立足于这些实践背景,中国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思路和方案的创新,城乡连续体理论具有启发意义。该理论存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先验性”“范畴界定的统一性”和“分布形态的均匀性”三大隐含假设,这些假设与中国的发展实践并不一致,因此需要探究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连续体框架。中国本土化语境下的城乡连续体是一个具有空间扩展与结构多维特征的“复合体”。人口、土地与产业在城乡之间、乡村内部和城市之间这三大场域均具有连续体特征。从这一分析框架出发,新征程上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应将顶层统筹与主体能动相结合,着力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加速化、社会公共产品均等化、地方实践路径差异化、微观主体选择扩展化、城乡空间格局融合化。

新时代中国农业的功能转化与政策含义

农业发展对一国现代化至关重要,但农业的功能会随着时空变化而转化。文章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的实践背景,探究农业的功能和发展路径。文章在梳理二元结构理论、农业发展的技术—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改造传统农业理论的基础上,从禀赋条件、制度特征、目标导向“三位一体”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个阐释中国农业功能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该框架强调,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农业发展的禀赋条件是人多地少,制度特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导向是通过体制特征、政府作用、微观主体行为、绩效评估之间的依次影响,达成经济增长、绿色低碳、社会稳定等目标。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主要瓶颈因素,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成为促进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命题,农业经济、生态、保障等功能的组合关系也将发生变化,经济高速增长逐步让位于高质量发展。立足于这种转化,可以引申出新时代推动农业发展的路径及政策含义。

新时代中国农业的功能转化与政策含义

农业是人类开展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产业。在不同的国家或者特定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由于支持条件、目标定位、实践需要等方面的差异,农业的作用或功能并不完全相同。农业是重要的,但农业的功能存在差异且会随时空变化而转化,这是理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立足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阶段中国仍存在较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这意味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从根本上解决整体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的内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