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风险分配工具的“私法之债的行政担保”

“私法之债的行政担保”是指相对人依法提供的,用于担保对第三人所负违约、侵权、无过错责任,或用于垫付风险应急费用的担保,特点包括:以三方法律关系为基础,担保“私法之债”,担保“未来之债”,以及具有强制性。借助该种担保,公权力介入私法关系,在相对人和第三人间进行风险分配,从而保护弱势第三人,提高社会总体风险抵御能力。该种担保会限制公民意思自治、减损公民权益,故设定时应遵行民法的物权法定原则和公法的法律保留原则及比例原则;实施则应避免流质、流押,规范管理担保财产。“私法之债的行政担保”具有侵益性过强、风险预防效果欠佳等固有弊端,可通过引入保险机制实现优化。

行政备案具有强制性之证成--兼论行政备案与行政许可的区分

当前实践中具有强制性的行政备案数量众多,否定行政备案具有强制性的观点值得商榷。行政备案的"强制性"是指"规范上的强制性",即其具有以减损相对人权利的制裁为胁迫,从而强制行政相对人依法备案的性质。经理论分析及对规范性文件的类型化研究可知,否定备案具有强制性的理由不合理:行政备案的强制性来源于相关规范的逆向推动,而非行为自身的法律效力,因此不与其事实行为的性质相冲突;备案与许可的区分标准应为两者强制性的来源与实现方式的差异,而非其是否具有强制性,由此可区分强制性备案与许可,且不能因担心两者混淆而否定强制性备案。基于协力义务理论及保证行政备案规制效果的需要,设定具有强制性的行政备案具备合理性基础,行政机关可根据监管需要及自身权限选择设定具有强制性的行政备案。

为什么被强制系安全带?——基于法律家长主义路径的分析

我国相关法律强制公民系安全带,但是传统的"伤害原则"并不能证成国家干预的合理性,需要借助于法律家长主义的论证路径。法律家长主义基于干预理由的差异可以分为"弱"法律家长主义和"强"法律家长主义。在弱法律家长主义层面上,国家强制公民使用安全带,或是基于国家的理性优势,帮助公民实现驾驶中自我保护的真实目的;或是基于国家的意志优势,接受公民委托以帮助公民实现自我约束。在强法律家长主义层面上,国家强制公民使用安全带是基于多种价值竞合的考虑。法律家长主义可以证成强制使用安全带立法的合理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信息内容安全的三类标准--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分析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信息内容安全为规范重点,相关条款可分为绩效标准、设计标准、内部管理型标准。绩效标准设定了“提供者、使用者不得生成特定信息”等结果义务,不匹配生成结果的不可控性,合规成本畸高;设计标准明定提供者应采取的技术、行为,但部分设计标准却针对“发现违法行为、信息”这一或然事件缺乏针对性,内部管理型标准要求提供者自主选取提高信息质量的措施,可匹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不可控性、快速迭代性、大数据特性,但对有效执行提出较高要求。可通过转换标准类型、构建执行环境、以规制学习促进标准体系成熟等方法,提高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的有效性。

行政示范诉讼的正当性基础

我国行政示范诉讼源于司法实践需要,缺少直接的立法依据和正当性基础,从而被质疑会减损当事人权利、影响裁判公正、程序构建缺少理论指引而呈现碎片化。证成行政示范诉讼的正当性,需应用共同诉讼理论和分析方法。根据行政共同诉讼分类的三分法,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具有诉讼的合一确定性,该性质与示范诉讼的程序设计相冲突,故不适用示范诉讼;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适用职权型示范诉讼,以裁判的合一确定性为正当性基础,该性质确保了示范案件裁判确认的法律、事实问题可适用于平行案件,故法院可依职权启动程序、选定示范案件、依照示范案件裁判审理平行案件;普通共同诉讼适用契约型示范诉讼,其理论基础是当事人为实现诉讼经济而自主处分诉权、自愿承担诉讼风险,故程序启动、示范案件选择均需当事人同意。

作为规制工具的处罚决定公开:规制机理与效果优化

实践中,处罚决定公开逐步演变为一种广义规制下的威慑型规制工具,根据规制机理不同,其可分为"声誉机制作用下的处罚决定公开"和"羞辱机制作用下的处罚决定公开"。分析实践状况可见处罚决定公开规制效果有待提升:一是存在"软"的问题,威慑不足;二是存在"滥"的问题,效果偏差催生道德风险。对此,需在处罚决定公开类型化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优化。声誉机制作用下的处罚决定公开主要调整经济利益,道德风险小,其威慑可通过优化信息公开范围、信息受众、信息构建和传播方式等得到增强,故其规制效果提升空间大,可增加应用。羞辱机制作用下的处罚决定公开以人格利益减损为威慑,面临道德风险,多数该类公开的规制效果难以提升,故应限制适用,着重公开高收益、低风险的案件信息。

责任主义视角下行政共同违法行为的处罚

行政共同违法理论的争议导致了实践中的“同案异罚”现象。共同违法理论包括认定标准和处断规则两部分,其构建和适用以责任主义为基础。基于责任主义的共同违法理论之作用体现在处罚三段论推理的全过程:确定大前提中,其被用于解释补充违法行为构成要件;涵摄中,其被用于确定大前提所及相对人;确定处罚结果中,其被用于判断从重、加重处罚的条件。共同违法认定标准应采“行为共同标准”,各行为人在客观违法行为上成立共同,且至少有一方知悉存在其他行为人正在一起促成违法结果的实现。共同违法处断规则以“一事各罚”为原则,分别确定行为人责任、出具具有独立文号处罚决定书。在立法规定相对人承担连带责任等少数特殊情形下,适用特殊处断规则。

行政复议审查标准:在“行政诉讼”和“自我纠错”之间

我国复议审查标准缺失,既导致复议沦为诉讼等制度的"复制品",未成为"化解纠纷主渠道";也导致了"同案异判"。复议审查标准本质上描绘了复议机关对被审查者决定的介入程度,具体表现为对不同问题进行不同审查。复议审查标准受主、客观因素影响:主观因素是复议性质,这可通过复议在由"行政诉讼"到"自我纠错"构建的谱系上的位置判断;客观因素是特殊事项的性质。当前修法中,我国复议司法性增强,对应审查标准可为:对事实问题,复议机关可基于既有证据以作出自己的判断,并在给付请求案件中自行调查取证;对法律问题,复议机关可全面审查、适用软法;对混合问题,复议机关可审查裁量,但应尊重被审查者对特殊事项的判断。

当好经理 抓好管理

大连进步电影院1990年6月—10月进行了全面的装修和改造。1991年提出放映收入超300万的口号。实际完成了345万;录像完成了100.9万;利润总额122.7万;人均创利1.7万。1992年提出放映收入超400万。实际完成了422万。比1991年净增了77万,增加22.32％,录像完成了131.6万,比1991年净增了30.9万,增加了3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