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物质与不确定的身份 评《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

清代初期,文人世界出现追求类似制砚的物质性活动,让“士人”与“工匠”的身份界限变得模糊且复杂。如何理解在“重道轻器”的中国社会传统中产生这一新变化?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简称高彦颐《砚史》,图1)[1]讨论了这个问题。

中国传统印染与植物染料关系初探——以大理白族扎染与板蓝根为例

中国传统印染有着悠久的植物染料使用历史。植物染料取材广泛、色泽丰富,其中以蓝靛的使用最为普遍。中国三大传统印染(绞缬、夹缬、蜡缬)均使用蓝草植物提取蓝靛做染料,形成了独特的印染织品。以大理白族扎染与板蓝根为例,分析传统印染与植物染料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在以大规模使用有机合成染料的20世纪前后有着不同的动因:在这之前植物染料广泛用于传统印染,一方面在于染料取材方便、使用灵活,另一方面在于传统印染行业中植物染料供需持衡;而之后植物染料的大力提倡则主要是由于植物染料的使用不污染环境,以及植物染料织品对人体有保健功效和纹样朴素大方、贴近自然的审美功能。从长远看,植物染料的大量开发与应用将会是一大热点。

试论清世宗对清宫造办处的改革

清宫造办处发端于康熙朝,是清代宫廷最重要的工艺美术品制作机构.面对康熙朝遗留下来的宫廷技艺分散,清宫造办处作房不甚完善、各门技艺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清世宗登基伊始着力改革清宫造办处.这些措施包括收权于清宫造办处、定"内廷恭造之式"、管理事必躬亲.通过上述"改革三部曲",一方面清宫造办处在制作和管理方面更加规范化、自主化,奠定了清宫造办处在内廷制造部门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理清了清廷技艺的官制和御制体系,实现了皇权对技艺的控制.清世宗对清宫造办处的改革是基于对精美器物的渴求和利用双重原因.对于清世宗而言,清宫造办处是他舒展个人审美情趣的大作坊,更是他在前朝伸展治理手段的大后方.

清宫造办处成立若干问题新探

清宫造办处是清代重要的内廷制作单位.该文采用文献考证法,在梳理学界观点和档案的基础上,对清宫造办处的成立背景及时间、作坊及管理、匠役及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从建制化的角度看,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养心殿设立刷印"造办处"字样红票,标志着清宫造办处正式成立.其成立背景有两个:一为养心殿的御制传统,一为康熙皇帝的"西学"活动.清宫造办处从成立之初就身兼为帝王兴趣和帝王政治服务的双重任务.康熙朝清宫造办处在匠人管理、机构设置上都不甚完善,但帝王亲自督导和帝王对西方技术的兴趣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云南明清时期五百余年旱灾史研究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旱灾多发的地区,明清时期云南地区的旱灾尤其突出。总体来看,明清时期云南地区的旱灾表现出发生时间频繁、发生地域普遍和影响广泛三大特征。两代历史中各种层面的灾害应对措施并行,政府层面有荒政制度和赈济、平粜、兴修水利等辅助性措施,民间层面有挖食野菜、引进抗旱作物、迁移等措施。云南明清时期五百余年旱灾史为我们正确认识云南"三年连旱"提供了历史的思考视角。

技艺社会史:传统工艺研究的另一种视角

在手工艺复兴的背景下,技术史研究衍生出了探讨传统工艺理论问题的需求。传统的以解释性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史观在解决经验性技术问题时存在着理论上的"无奈"和实践中的"乏力"等困境。技艺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即是对这种需求和困境的回应。它摒弃解释性技术史观的唯一指导,承认技术的多样性,采用整体性技术史观考察经验性技术问题,注重技术在地域、民族、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影响,注重"技"与"艺"的双重功用,从而全面审视传统工艺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宋应星知识生成记 《工开万物》评述

德国学者薛凤著《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一书,采用思想史视角对宋应星及其著作展开研究。作者从宋应星的四部著作《野议》《天工开物》《论气》和《谈天》为出发,探讨宋应星在知识生成过程中的思考与行动。作者对宋应星时代所包含的诸多文化嵌入性信息的解构,修正了今人对《天工开物》的曲解,并对17世纪中国知识与技术产生的时代特殊性进行了思考。该书是科技史研究中对"非结构性因素"关注并付诸实践的力作。

从引火到纺织:宋明以来“火草”观念的变化

宋明以来,许多植物被冠以“火草”之名,它们有引火和纺织两种用途。伴随着国家治理活动、植物科学命名工作、新引火技术的出现等因素影响,“火草”用于引火的观念被淡化,用于纺织的观念被强化,呈现从引火到纺织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不同力量对纺织火草赋义的结果:明代云南官员用汉名“火草”,19世纪法国植物学家用拉丁名让它具名;清代和当下的国家治理活动用“火草”让它闻名,强调了西南少数民族火草纺织技术的历史;当代中国植物学家解决了俗名“火草”植物的同名异物问题;西南少数民族在保持本民族名的同时接纳了汉名“火草”。宋明以来“火草”观念的变化体现了植物命名的科学传统、地方传统和历史传统的碰撞与调整,是纺织火草、火草纺织技术和使用人群被外界认识的历史。目前纺织火草的中文名存在不同观点,但在科学化浪潮和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火草”这个名称无形中扮演了普通名的角色,成为学名和民族名的桥梁,被更多人接受和传播。

十八世纪清宫通草花制作考

通草花是以通脱木精髓为原料制成的高仿真手工人造花,其制作技艺在手工技艺中占有独特地位。通过梳理清宫造办处相关档案,分析清代宫廷技艺最繁盛的18世纪通草花的制作单位、制作者、方式、种类、用途和兴衰原因等,认为以清宫造办处花儿作为核心的作坊制作了种类繁多的通草花(包括通草戴花、娃娃、瓶花、供花、果子、盆景等),这些通草花用于宫廷年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或万寿节)陈设、日常陈设和日常佩戴。由于雍正皇帝和孝贤纯皇后的倡导以及乾隆皇帝兴趣的转移,18世纪清宫通草花制作呈现"雍兴乾衰"阶梯式下降趋势。

呈进、采办与造办:清代西洋机械钟表入华与技术传播

工艺制品历来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被作为稀缺物资和文化输出往来于进出口国家与地区,也是中外技术交流、文化交流的重要研究对象。18世纪以降,欧洲多国纷纷加紧对华贸易,主要是以海上运输的方式将各种工艺制品带到中国,由海关接收后,有一部分会被运进宫廷;彼时,也正值清朝盛世之际,宫廷的制器环境为历史最优,清宫造办处这一御制机构在作坊、匠人和管理规模等方面均达到顶峰。

作为对象的传统工艺

回顾中国传统工艺对象化的百年历程,认为传统工艺经历了前保护时代—保护时代—振兴时代三个发展阶段。同时,三级分类体系的建立意味着传统工艺研究对象化的形成。当下传统工艺分类存在许多困境,有“类”的学理与现实张力,有“种”的惊奇与“类”的忽视,也有“物”与“技”的发展矛盾。基于上述传统工艺对象化的历史与现状,振兴时代的传统工艺研究应注意以下方面:转向问题型研究、重视传统工艺的共性问题、理解传统工艺振兴的本质、注意“非遗”保护九环节的不同步和加强技术史与相关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

追问古代指南针的起源与演变 评《指南新证》

黄兴著,《指南新证:中国古代指南针技术实证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4月,定价:72元。百年前,历史学家张荫麟提出东汉王充《论衡》中“司南”应是磁性指向器,博物馆学家兼科技史家王振铎进行了考据、论证和复原。此后,许多中外学者投入司南研究。时至今日,古代指南针研究中若干问题依旧争议不断,成为学界难点。

拉萨金铜制造机构“雪堆白”成立时间及其职能的初步研究

"雪堆白"是清代以后西藏金铜行业的优秀代表,在藏族制造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实地调查和相关历史文献,文章分析了"雪堆白"的成立时间,认为其雏形源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1754年出现的固定的集中式金铜工场"堆白"标志着"雪堆白"的正式成立,此时为七世达赖喇嘛晚期;八世达赖喇嘛时期厂址搬迁至布达拉宫脚下,"雪堆白"这一名称正式出现。同时,文章还讨论了"雪堆白"作为官办金铜工场、金铜工匠"行会"和金铜工艺学校具备的三重职能。这三重职能相互作用,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影响。虽然"雪堆白"代表了历史上拉萨地区金铜制作的最高水平,但由于金铜匠人的社会地位不高,成为导致20世纪以来拉萨地区金铜制作"昌都派"异崛起的重要原因。

以日常故事链接中国古代数学——评《写给孩子的中国古代科技简史:数学》

中国古代人民创造出独特且灿烂的科学文化,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17年,《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应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文化知识教育中,贯穿于基础教育。这为今天的科技史教育工作与科普创作指明了新方向。在当下,如何更好地开发中国古代数学典籍,让它们“活”起来,让专业数学史研究成果走向公众?

技术史视野下的传统工艺品牌建设

随着中国传统工艺由业内的"保护"转变为国家战略的"振兴",品牌建设问题成为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从技术史角度看,品牌就是物化技术社会化的结果,传统工艺品牌建设就是对技术的社会环境建构。如何认识传统工艺所包含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是当下品牌建设的核心问题。传统工艺品牌建设应从民族品牌、地理品牌走向自主品牌。这其中需要处理好集体主体和个人主体、农业形态和工业形态、地方性和普世性等关系。传统工艺品牌建设包括三个原则:基于"核心技艺"和"核心文化"基础上的,技艺主体的"文化再自觉",以此实现传统工艺在新时代的有序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