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帝救赎到自我解放——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内在理路

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与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性的批判密切相关联。马克思对宗教批判的实质并不是要简单地从字面、理论层面消灭宗教,他意在揭示传统宗教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化身,最大的弊病在于遮蔽或疏离了人本身,尤其是遮蔽或疏离活在当下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的生存处境、生存境遇、生存状态等,因此,马克思的批判只是对一种样式宗教的批判,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发现感性的现实生活世界这一存在论基础。

生存论视阈下的人的本质观

人及人的本质问题是贯穿于哲学史的根本问题。传统哲学或人学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问题在于,把人的本质看成相对于人之存在而言的先验的、外在的悬设,致使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相疏离。因而,要深化并推进对人及其本质的理解和研究,必须把人的本质真正归还给人,立足于人之现实的实践生存论立场,把人的本质内在地理解为是在人之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的过程性存在,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之实践活动的敞亮与展开。

马克思哲学“实践生存论存在论”的革命性变革意义

马克思哲学从存在论领域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这突出表现在相对于"超越论存在论"在为世界万物"奠基"时诉诸非感性经验的境域从而为人类的自我理解与确证上带来诸多困难及"此在存在论"着眼于人之"此在"情态化的生存状况、生存境遇来说,"实践生存论存在论"则把其归求于人之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本身,从而把传统的超越论存在论的存在论基础拉回到"现实的个人",并在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中使其发生了转换,由传统的"超越论存在论"和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论"转变为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存在论"。

“意识的内在性”之批判及其限度

由"我思故我在"所开启的个体主体性,是经由我思之内在性建构出来的,它由此奠定了整个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即"意识的内在性"。在此"基本建制"下,"自我意识"如何出离自身并把握它之外的"对象"成了问题。对此问题的解决,海德格尔诉诸"此在"的"出—离"性,科耶夫则诉诸具有"主动性"和"否定性"的"欲望"。但只有马克思立足于"感性对象性活动",才真正瓦解了"意识的内在性"。不过,对马克思而言,瓦解"意识的内在性"仅仅是工作的前提,如何变革既定社会状况和"使现实世界革命化",从而让"社会现实"和"事情本身"真实呈现,才是问题的关键。

“存在论”格义及其流变考

存在论内在地包含着本体论和生成论两个方面,传统哲学关注的是本体论的方面,"奠基论"意义的存在论则把两个方面更好地结合了起来。根据表现形态及内在特征可以把存在论划分为"超越论存在论"、"实践生存论存在论"和"此在存在论"三种可能的典型形态。

《莱茵报》时期之前的马克思与自由主义传统

自由主义是马克思思想诸多理论源头之一。马克思从启蒙传统和自由主义中汲取了"完整的个人"和"个人自主"的思想,并要求把它们在激进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加以落实。但《莱茵报》及其之前时期的马克思由于尚未展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深入批判,也没有真正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研究,因此,他尚未本质性地把握自由主义的根本缺陷何在,从而不能从根基处超越自由主义。就与自由主义的关联而言,深化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应从整体上理解欧洲近现代思想史着手,挖掘马克思思想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批判和超越关系,另一方面,要防止在此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本身作自由主义的解读。

论个体与世界“和解”的模式及动力

传统理论哲学在个体与世界"和解"问题上主要有两种处理方式,即"内敛收缩法"和"外展膨胀法"。与这两种方式对应,可以提出一种实践哲学的处理方式,即"明智区分法"。马克思把个体之所以要社会化的动机归结为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从而统纳且超越了罗素、哈贝马斯考虑到的那些元素。因而,以自我实现之需要去诠释个人与社会和解之动力,远比罗素和哈贝马斯上述的理解深刻得多。

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及其与当代中国的意义关联

马克思思想不具有传统哲学之本体论的同一性规定,与传统哲学相比,毋宁说它更是一种蕴含着超越论维度的"社会批判理论"。马克思认为要展开对市民社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乃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必须以对宗教的批判为前提。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实质上意在揭示传统宗教作为形而上学的一种化身,其最大弊病在于遮蔽或疏离了人本身。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只是对一种样式的宗教进行的批判,其目的旨在重新发现感性的现实生活世界这一存在论基础及其内在矛盾。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密切的意义关联:世俗化时代如何对抗虚无主义的侵袭,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迫切性问题。

异质性哲学及其创新——评徐长福教授的《拯救实践》(第一卷)

虽然不能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界的研究成果笼统地概括为＂实践哲学＂,但其实践性取向越来越强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西方哲学界总体上也在经历着＂实践哲学＂稳健复兴的过程。实践哲学的复兴既有其自身的学理原因,也缘于时代境况所迫。就学理性而言,理论哲学所固守的那种单一性和无功利目的的纯粹理论化取向,显然已不能解释和应对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异质化生活形势;

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定向与思想资源

在百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过程中,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标志性开端意义。自此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界历史的时空境遇和近代以来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必须通过彻底变革中国既往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形式来为其奠基,并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为其定向。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换的“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总体上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具有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批判性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思想、世界历史观点、东方社会理论以及当代西方现代化思想资源,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思想、世界历史观点和东方社会理论的具体内容,还开辟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苏格拉底的“对话——问答法”与当前哲学教学改革

哲学教学改革在当前面临着诸多困境，如何走出这些困陷仍然还是个问题。苏格拉底的“对话——问答法”以其内在固有的特点使得其与哲学教改有看一定的关联，透彻地揭示并把握这一关联对哲学教改走出困境无疑起到重要启示。

马克思对黑格尔主谓辩证逻辑的批判和超越

辩证法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精髓。黑格尔通过批判和改造亚里士多德的主谓逻辑,为逻辑学融入了辩证法元素。他对传统逻辑的反思和批评,以及由传统主谓逻辑对主词的突出转换到对谓词的重视,实际上均根源于他的辩证逻辑之内在需求。从马克思的立场看,黑格尔把纯粹思维性和无任何规定性的Being作为起点与绝对的主体,并把其展开的过程把握为能动的"精神"对象性生成,这赋予了逻辑以动态性和历史性。事实上,"绝对精神"尽管有一个不断地生成和展开过程,看起来丰满无比,但这种丰满从来没有跃出过作为起点的Being或"绝对精神"的内在性自身:它缺少一个真实社会空间的维度。

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存在论基础

当前,要深化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纯粹思辨抽象和概念演绎与争论的研究困境中解脱出来,深刻探究与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存在论基础。

爱智慧的哲学思考——兼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爱智慧”不等于“智慧”和“有智慧”,也不等于“有知识”。然而由于智慧自身自我否定的特性使得哲学在后来的发展中由“爱智慧”滑落为“追求知识”。哲学的这种滑落既有其理论上的逻辑必然,又有其现实原因。欲拯救哲学于“追求知识”的危地,恢复其“爱智”本意,必须转变当下哲学视角,把其从日常性的具体问题和专门性领域的科学问题中“凸现”出来,重点审视事关人生和存在的总体性、根本性的问题,同时要“永葆惊异感”和“善于反思”。

“个体”何以成为一个问题——从指谓分析法看

经由指谓分析法可以揭示一个具有丰满规定性的个体如何展示出来或出场的逻辑机制。从指谓分析来看,个体要真正出场必须既保证主词指称对象的"现实",又保证展开的谓词能够在主词指称对象身上得以被"例示"。换言之,一方面要保证主词-主体指代一个现实的、专名指称意义上的个体;另一方面,又必须使得主词-主体(行为主体)自身运行扩展开来,其谓词得以展示,从而使得作为主词-主体的个体意义丰满起来,并保证在现实的这一个体身上能够找到谓词谓述的"意义对应物"。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的反思与调整

近些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尽管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学术的进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理解,但也存在着如下问题:研究主题上的宏大叙事,过分注重体系构建;批判性不足;理论研究与现实具体问题脱节;混淆学术性研究和意识形态辩护之间的区别。未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应该从过去的"宏观研究"范式向"微观研究"范式调整,复原并凸显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和"实践性"品格,在注重其时代现实性和加强介入社会现实问题能力的同时,强化其学术性。

理解与阐释的迷误——对流行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几个问题解释的质疑

《关于费尔巴哈提纲》有马克思本人及恩格斯后来修订过的两个不同版本,其文字表述尽管大都相同,但也存在着些微差异。学术界以前主要根据恩格斯的版本去解读《提纲》而对这种差异关注不够,加上人们对文本整体思想理解上的不透彻甚至断章取义,从而造成在《提纲》的理解上存在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旧唯物主义内涵及其域限理解上的偏误;二是把《提纲》第二条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而无视其生成论、存在论的维度;三是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间的递进关系误认为是转折关系。

作为“积极虚无主义”的个体自由哲学——从主谓关系视角看施蒂纳的“Egoism”

针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费尔巴哈的"类"或"人",施蒂纳要求以作为"创造性的无"的"唯一者"或"我"去取代之。由此,他针对全部形而上学类哲学发动了一场彻底的"理论暴动",并最终完成了由费尔巴哈真正开启的对宗教异化的批判历程,建立了一种彻底的关于"个人"的哲学,这种哲学不再是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的哲学,而是个体"自我"的彻底自由活动的哲学。就此而言,施蒂纳"创立了一种创造性的个人的生命哲学,一种彻底扬弃了全部异化形态的自由哲学",并成为"首位理解思辨哲学之终结和主张一种实践哲学的青年黑格尔主义者"。施蒂纳的学说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它存在着自身的理论困境,这根源于他既不能真正理解个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之本源存在论意义,又不能由此超越个体主义,并释放出"自我"(唯一者)的广阔"社会空间"。

资本逻辑批判及其限度——对学界以资本逻辑批判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的反思

以资本逻辑批判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做法,在推动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当代性和更新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亟需进行理论上的修补。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主旨和当代中国现实来看,当前学界资本逻辑批判的限度体现在三个方面:过分强调资本逻辑批判,与马克思既批判资本及资本逻辑所导致的人类异化状况又赞扬其“伟大的文明作用”的辩证立场不相一致,与当前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充分利用资本力量的事实抵牾,也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理论旨趣和价值关切不符。就马克思的理论和现实关切而言,资本及资本逻辑批判只是实现人类解放这一最高阶目标的中介和手段。因此,只有把资本逻辑批判推进到人类解放的革命逻辑高度,才能真正理解和领会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意涵。

存在论意义上的“和谐”

和谐并不仅仅是指事物或社会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排列并置,和谐社会也绝非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的自我心灵之间孤立隔绝、自我封闭和毫不相干。真正的和谐是一种依靠事物内在矛盾或动力逻辑而推进的各构成要件的相互作用、相互创生、共荣共生的生成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