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精髓是自由与权利——兼论“民主价值论”的缺陷

当代的中国人以及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国际人士，都已经注意到，伴随着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注定了耍实现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在这个不可阻挡的历史大潮面前．根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王法”观念，

人才流动的大门正在逐步打开——深圳人才招聘纪实

“深圳特区公开登报招聘人才啦.”这成了近几个月来北京、上海两市许多机关和许多科技人员的交谈话题。记者多次走访了深圳人才招聘组在北京的住所,看到那里每天门庭若市,来应聘和了解情况的人络绎不绝。记者还访问了北京招聘组的同志和赴上海招聘组的负责人,和他们多次进行了交谈。招聘组总负责人、深圳市委组织部长欧阳杏同志高兴地对记者说:“北京、上海大有人才.我们通过公开招聘发现了许多本单位可以调出、深圳又急需的人才,如果能得到各有关单位的支持和协助,这将是建设发展特区的宝贵力量.”深圳特区公开登报招聘人才的做法。

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反思

“国家社会主义”是19世纪中叶在德国兴起的以拉萨尔、洛贝尔图斯为代表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其主张是:强化国家职能,通过实行普选制和工人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思潮在开始出现时只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后来的影响却出乎人们的预料。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希特勒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实行法西斯统治和对外侵略,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功臣”还是罪人?——评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中的总检察长维辛斯基

对于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深刻理论原因,我们思考得太晚了!但我们仍得思考。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必须避免历史悲剧的一再重演,还因为造成灾难的理论祸水至今仍在一些教科书中流淌,甚至被当作“真理”向人们普及。每一场重大的历史失误背后,都有其理论的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把法制建设放到应有地位,以人代法,以政代法、以权代法、以专政代法。如果说,以抓阶级斗争代替民主法制是历史的歪曲形态,那么,在这些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里,任何行为必须依仗于一种理论才能取得“名正言顺”

权力制约论

权力，这么一个小小的字眼，却包含着难以尽述的内容。人们时而对它怀着欣敬和期待，时而对它抱着厌恶和仇视。而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却如影随形般地伴随着一部权力斗争史。古代的皇帝、皇室，为了争夺最高权力，不惜手足相残，现代的拜权狂，为了窃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直弄得“折鼓黄沙”。

浅谈法治观念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要通过改革在中国处理好人治与法治的关系。”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谈法制时理直气壮,而对“法治”却讳莫如深,还有些人把“法治”误解为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东西。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在讲到我国干部人事制度上的弊端时指出,“用人缺乏法治”。为我们树立法治观念指明了方向。

新闻转轨的几个方面

新闻转轨问题,早就应该提出来了。如果说,在战争年代,我们党的新闻工作是对敌斗争的文化战线的一部分,这注定了它主要是发挥宣传鼓动的职能;那么,在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消灭了阶级对立之后。

善学者尽其理——也谈如何研究和学习新闻学

我也谈谈如何学习和研究新闻学。先从为什么要学习新闻学谈起。用简单一句话来概括,学习新闻学就是为了更自觉地更有效地做好新闻工作。实际上,无论是正在从事新闻工作,还是即将从事新闻工作,或者进行新闻改革,都有一个理论指导问题,也就是自觉按科学办事的问题。科学是什么?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或者说,它是研究现象(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的规律性的学问。每一门科学,都是适应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活动的需要而产生,是实践经验的结晶。

对法的三个基本概念的质疑

本刊发表了张宗厚同志和陈浩然同志的文章,对法的基本概念问题进行争鸣,这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的理论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希望通过讨论,能够得出比较一致的认识,欢迎专家、读者参加讨论。

略论法的概念和法的质的规定性

我很赞成英国十七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的下述一段话:"既成的习惯,即使并不优良,也会因习惯使人适应。而新事物,即使更优良,也会因不习惯而受到非议。……然而,历史是川流不息的。若不能因时变事,而顽固恪守旧俗,这本身就是致乱之源。"我国当前的法学研究正有些类似这种情况。诚然,法在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表现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当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在我国已不存在,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减次减弱,而法制逐步加强,二者呈逆向运行状态的时候,如果仍然沿袭过去在阶级尖锐对立时期形成的一些观念,如"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阶级斗争的工具",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的实际。再则,如果说法律过去的活动范围主要是政治斗争舞台,那么现在它已大步流星地跨进了经济发展。

法学研究中的多维视野方法

在当前改革时期,理论工作者必须面向实际,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以担负起说明实际、总结实际、指导实际的任务。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愈益显示出它是一部庞大复杂而又具有广阔前途的社会工程,法学研究必须为这个宏大社会工程提供理论服务,首先要建立法制工程的理论基础。而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一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唯实”而不“唯上”、“唯书”;二要运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在吸收各门科学新成就的基础上更新我们的法理学;三要吸收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参加进行多学科的论证;四要彻底摒弃“

法学理论更新的进一步思索

自两年前笔者提出法学理论要更新问题(参见《法学》1986年第1期拙文《对法的三个基本概念的质疑》和1986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刊载《法学理论要更新——记张友渔和张宗厚的一席谈》)以后,法学界对此众说不一.我认为,这并非坏事.任何探索,一开始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对于我来说。

法学应注重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的研究

正象一滴水虽具有水的基本特征却不能代表江河湖海,更不能代表水在自然界中的综合效应一样,对法的研究,如果孤立地研究法和法律现象,就不能充分认识法律这种特殊行为规范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综合效用,也不能适应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制已从过去主要在政治斗争领域转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新的形势。

“权利本位”对于宪法学研究的意义

对于宪法学,我所知甚少。不过,既然“理论无禁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愿略陈浅见。我刚刚参加了两个会,一个是珠海的全国法学理论讨论会,一个是前天刚结束的长春的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我想谈谈从这两个会上得到的宝贵认识,以及它对于宪法学研究的直接意义。

法学理论必须变革和更新

我国法学界关于法学理论要不要更新的讨论,尽管各方面的观点有不少分歧,但我相信,这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百家争鸣,一定会促进我国的法学繁荣。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在各种观点的交锋之中,才能愈辩愈明。在此,作为主张传统法学理论必须更新的笔者,愿意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权力制约论

权力,这么一个小小的字眼,却包含着难以尽述的内容。人们时而对它怀着欣敬和期待,时而对它抱着厌恶和仇视。而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却如影随形般地伴随着一部权力斗争史。古代的皇帝、皇室,为了争夺最高权力,不惜手足相残;现代的拜权狂,为了窃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直弄得“折戟黄沙”。许多顺应历史潮流的先进政治力量和个人,运用权力为人民谋福利,推动社会的前进;

法理权威与选择权

我感到,当前中国的改革恰如不进则退的“逆水行舟”,又如动力不足、举步维艰的“时代爬坡”,它既象“猪生象”的社会阵痛,又如婴儿车与送灵队的赛跑……婴儿是幼小的,连她的啼哭都那么幼稚,但谁也不会否认,她代表着生机、活力、前途与希望,也许自“五四运动”以来70年的持久追求,在这里找到了时代契机。送灵队是浩大的,但它代表的不过是一种死亡。但70年来缠住我们历史脚步的东西——

对法学乃是权利学的进一步思考

当代的中国人,在经历了诸如“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无法无天的历中大悲剧之后,面对着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令人忧点的“权大于法”、“官倒”、“以权谋私”等现较,上至最高决策层下至普通老百姓都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如何建立一个具有长期稳定性的政治机制,使“文革”那样的悲剧不可重演,使国家政局安定,生产持续发展,人民的幸福不断增进?这个路恐怕只有一条,即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失时机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开放中吸取各国于我们有益的经验,尽快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实行以法治国,建立一个富于民主精神和高效率的法治社会。

在改革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自邓小平同志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重新发表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国内外舆论的重要话题。可以预料,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将会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厉害地冲击到某些社会固有矛盾和利益集团,因此,它是一项更困难、更艰巨因而需要更慎重和更坚韧地进行的事业。为保证这项事业的顺利进行,需要有理论准备、舆论准备和社会心理准备。

要坚持,不要“附加”——谈传统法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

法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这是自不待言的。但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原理和它为我们提供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固守马恩针对特定历史背景所作的一些结论,尤其是不能把不属马恩的一些结论强加在他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