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不为”行为的内容及结构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

“为官不为”是当前中国需要治理的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给“为官不为”行为的解读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解框架。运用探索性研究对36名公共部门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基于扎根理论对“为官不为”行为的具体内容结构进行理论构建,来回答中国公共部门“为官不为”行为“是什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公共部门“为官不为”行为主要包括态度上的不作为、动机上的不作为和心理认知上的不作为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不仅反映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公共部门人员的实际行为表现,同时还能为未来培育和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有效作为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服务型领导、互动公平与员工责任行为创新研究——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

在深化改革时代背景下,我国公共部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缺乏,责任意识缺失、"不作为"行为较为突出。从服务型领导风格、互动公平、权力距离等主要影响因素入手,试图解释公共部门人员责任行为的多重影响机制。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了一个调节—中介模型,探讨服务型领导影响员工责任行为的过程机制。对8家单位58个部门400名员工进行两阶段配对调研和结构方程建模分析,结果发现:服务型领导对责任行为具有积极影响;互动公平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权力距离负向调节了互动公平与责任行为之间的关系;权力距离负向调节了服务型领导与责任行为之间的间接作用。最后,揭示了服务型领导影响员工责任行为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结论对提升公共部门管理效率、增强员工工作积极性具有重要价值。

服务型领导激发公务员服务热情的过程机制——一个调节-中介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在我国深化改革时代背景下,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和服务热情研究显得至关重要。文章从管理者的领导风格出发,结合员工的责任知觉与公共服务动机等关键因素,试图解释激发公务员服务热情的过程机制。基于对256名中国的公务员进行两阶段的配对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建模分析,结果表明:服务型领导对激发公务员的服务热情具有积极的影响;责任知觉在服务型领导激发公务员服务热情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正向调节服务型领导对责任知觉的影响;同时公共服务动机还正向调节服务型领导影响公务员服务热情的间接效应。

深化改革背景下“为官不为”的内涵逻辑及机理分析

全面深化改革描绘了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更要解决"新问题"。"为官不为"并不是新问题,它只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一条条红线、一个个禁令,逐渐凸显出来的工作作风问题。它的蔓延不仅恶化了政治生态,而且阻碍了全面改革进程。对此,首先从法律、政治、文化和心理四种视角对"为官不为"进行解读,其次从行为意愿、性质、结果等方面对相关概念进行比较,界定"为官不为"的行为特点,最后基于"经济人"假设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对"为官不为"的机理进行分析,为治理"为官不为"提供清晰的路径。

人—职位匹配、组织支持感与个体绩效关系研究——以公共部门员工为实证对象

绩效问题一直都是公共治理过程中价值体现的核心内容。作为绩效的基元,个体绩效是目前许多部门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人—职位匹配与员工个体绩效之间的关系、组织支持感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职位匹配对个体绩效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组织支持感在对人—职位匹配与员工个体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工作人员的组织支持感越强,人—职位匹配对个体绩效的影响越大。

发达国家社区文化建设中政府责任的实践与启示

社区文化在国际上的发展大都是城市化的产物。在不同的国家,社区文化建设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综合来看,无论何种模式都是在政府的支持下不断发展的。政府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承担着相应的责任。政府职能发挥的优劣不仅关系到社区文化的建设,而且关系到社区文化能否更好的持续性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借鉴的。

广西壮族啵咧传承与保护——以龙州县金龙乡为例

乐器自古以来就是劳动人民进行音乐艺术再创造的器具。人类把它们当作表达或交流思想的感情工具。乐器中的旋律是以旋律中所表达的情感作为媒介来体现人们情感的传递。而这种情感往往是一个民族最值得珍藏的历史民族文化。

政府与社会共治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我国的社会结构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国家转型发生了深刻的变动,由原来的"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化社会"进行了转变,利益群体也发生了深度分化。同时,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出现了政府一家独大的局面,使得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极为薄弱。在这种情境下,我们亟须构建起较为有效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对社会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体系不断改进,促使公共服务领域不断延伸,真正实现政府与社会共治。这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建设及未来的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的实证研究

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是关乎学生成长成才和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为通过实证方法研究探索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的现状和影响因素,本研究自编《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量表》并使用该量表开展研究。经信效度检验,量表信效度均符合心理测量学指标,量表中包括愉悦感、参与度、厌倦感和注意力集中度等4个因子,共计27个题目。使用量表对342名大学生进行研究发现: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处于中等水平(M = 3.29),呈正态分布;课堂学习兴趣的性别差异不显著,但男生的厌倦感因子得分显著高于女生;文科学生相对理科学生而言在课堂上体验到更多的愉悦感;大学生课堂学习兴趣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985院校学生相对于211院校学生体验到更多的愉悦感,而普通院校学生有着更高的课堂厌倦感,表现出更多的逃课和隐性逃课行为。

借鉴视域下我国社区文化建设的新思考

文化建设是我国治理变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文化建设随着居民文化需求的增加而不断发展。由于社区建设中传统管理色彩比较重,社区文化的发展历史较短等原因,我国社区文化建设尚未形成较成熟的发展体制,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人才队伍构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意识方面都相对薄弱。发达国家在社区文化建设实践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国的社区文化建设提供借鉴。因此,我国社区文化建设应该着重于完善社区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坚持"以人为本"的群众路线、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以满足社区居民的文化需求。

继续推进大部制改革的问题及对策

大部制改革关键不是部门之间进行整顿与合并的多少,而是职能的划分和转变。而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是要看其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大部制改革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产物,也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所推行的政府体制模式,推进大部制改革必须以坚持发展市场经济为本质要求,通过对制度安排的重新整合来为市场经济服务,使得社会主义市场化。不断加大机构整合的力度,实现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是加快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政府责任新探索

社区文化在国际上的发展大都是城市化的产物。在不同的国家,社区文化建设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综合来看,无论何种模式都是在政府的支持下不断发展的。政府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承担着相应的责任。政府职能发挥的优劣不仅关系到社区文化的建设,而且关系到社区文化能否更好地持续性发展。明确定位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分析出政府责任缺失的现象,提出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的对策建议,这是文化建设和社区发展的前提。

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维稳新思考

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稳定,而稳定历来都是关系到经济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的大问题。没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一切改革发展都无从谈起。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主要体现在社会矛盾堆积、城市发展欠缺、政府管理不到位及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等。群体性事件还引发了一些社会政治问题。要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一要畅通社会沟通渠道;二要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公平;三要强化政府责任;四要提高民众的利益表达能力。

和谐税收与民生保障

税收具有强大的经济功能,是维持政府运转和社会公共事业投入的财政来源,从经济功效转向重视社会功效是税收政策适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税收作为一个有效的调节杠杆,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为维护和保障民生的重要制度工具。通过税收的功能分析,税收和民生的关系辨析,我们提出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税收与民生保障关系,以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稳定进步。

水质检验过程控制及水质监测质量

论述了水质检验过程的把控和水质监测,提出了质量把控策略。水质检测和监测工作的有效实施,能够全面掌握水环境实际情况,为水污染预防和治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完整的依据,有着重要的意义。

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的理性思考

行政问责制属于国内对政府体制进行改革,优化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现阶段,国内的行政问责制还处于起步的阶段中,具有不少问题。本研究以分析国内行政问责制现存问题作为研究切入点,探讨完善行政问责机制的相关策略。

群体极化研究评述

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是1961年詹尼斯·斯托纳在1961年在做群体决策的实验中偶然意识到的现象。文章就群体极化的界定、群体极化会造成的影响和群体极化形成的原因三个大的方面对群体极化的前人研究进行系统评述。

基于第三方评估的高校职能部门绩效体系优化研究:一个三年跨度的纵向设计

绩效考核和管理作为当代组织管理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备受关注,在我国事业单位改革大背景下(特别是绩效工资方案实施),探索客观、公平和广为接受的绩效实践成为共同心声。其中,呼吁独立第三方介入这一棘手问题,成为政策和实践领域的一个重要声音。基于对某上海高校(以下简称"A高校")职能部门年度独立第三方绩效评估的三年实践,本研究系统审视了第三方评估下的高校职能部门绩效实践的效果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为探索事业单位改革背景下的高校绩效体系优化提供可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