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电视节目服务贸易的对比分析

自上世纪末以来,全球经济的竞争重点已从货物贸易逐步转向服务贸易,服务业水平已成为衡量一国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下,电视节目的跨地域传播也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趋势,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趋势将越来越明显。电视节目的对外传播,不仅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也给出口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有利于出口国向世界传播输出核心文化及价值观,

产业政策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借助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产业政策支持力度指标,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数据,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能够促进已投资企业向海外再投资。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多元化程度,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产业政策,金融财税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影响机制看,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作用受到企业特征的影响,生产率越高,产业政策的促进作用越强;相比于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政策提高了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外资并购与目标企业海外市场扩张

外商直接投资对目标企业参与国际循环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以中国企业被外资并购为准自然实验,结合广义精确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了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海外市场扩张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并购增加了目标企业的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促进了目标企业的海外市场调整,企业出口市场和进口市场的数量均增加,且能够和地理距离更远的经济体进行贸易;进一步研究表明,外资并购促进了目标企业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增长,表现为企业进出口规模的扩大以及企业进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会产生差异化的“总部效应”,来自非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海外市场扩张的作用更强。本研究对外资如何促进中国企业的海外市场扩张,推动企业参与国际循环提供了解释,对于更好利用外资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创新与企业出口质量提升

本文基于2007—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采用文本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企业微观层面的数字化指数,进而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出口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出口质量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在分别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替换变量测度指标进行验证后,该结论也依然保持一致;中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创新存在明显的U型中介作用,即当企业数字化能力较低时,可能会因数字化转型风险或数字化投入增加而阻碍创新活动,降低出口质量,而随着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又能显著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出口质量;异质性分析还表明,相比中西部地区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更有利于促进出口质量,而创新的U型中介效应在东部地区企业样本、非国有企业样本以及中低质量产品样本中更为显著。

产业政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机制和福利效应

本文在异质性企业模型框架下研究了政府政策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机制和福利效应,系统梳理并测算了对外投资相关的产业政策,利用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就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临界值和平均值进行经验研究,并通过数值模拟考察产业政策的福利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支持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临界生产率和平均生产率;不同类别的产业政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在政府预算中性的假设下,适度的政策支持能够提高社会福利。

融资约束、金融财税政策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的同时结构不平衡,行业较为集中。文章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融资约束和金融财税政策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在梳理政策脉络、阐明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构建log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融资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政府出台的金融财税政策可以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同时弱化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但该调节作用不适用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行业层面仅适用于采矿业、金属冶炼业和纺织业。

政策支持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制度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1989—2013年实施的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相关的中央和省级政策文件,匹配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实证研究了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均能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省级政府的相关政策能进一步加强中央政策支持的促进作用;当企业隶属较高的政府层级时,省级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削弱;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中央和省级的政策对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更加明显。本文验证了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政策支持具有积极的经济效应,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提供了政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