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山花儿的传播路径、传承结构与传承人身份认同——基于文香莲唱花班的田野调查

莲花山花儿属洮州花儿的北路流派,具有独特的地域风格和文化根性。其传承表现出原生口承与书写二元叠加的态势,又稍有差异:书写多倾注花儿的语言内涵、语用分析及文化建构等问题,追求的是花儿的价值取向与理论范式;原生口承尤其是传承人在乎的又是原生文化展演,重视声音与声音中所传达的文化、政治认同。传承结构则表现出疏离、松散的特征,无法形成实质意义上的业缘同心圆结构体系。由于两者的目的相同,书写研究回归发生现场的呼声强烈,而口承与传承人也需要书写研究的理论支持,以适应文化多元现实的需要。

莲花山花儿会的声景呈现与在场倾听

莲花山花儿会是花儿表演的艺术场,是自然环境与乡间情怀、传统与现代、经济与政治等力量相互交织而成的文化场,也是倾听、解读、研究花儿事象的第一现场。在日益物化的社会背景下,花儿会的声音表现出对娱乐性、现代性的呼应,花儿的原生意味在减弱,花儿的自生能力在退化,歌手心灵的自我放逐也有收束成社会性格的取向;花儿会的功能,也由“口头对话”的原生展演逐渐异化为物质“狂欢”的场所。这是乡村文化被物化侵蚀后的被动选择,是对乡村社会的疏离与逃离,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初衷的偏离。

丁如兰的乡间性情与莲花山花儿的艺术流变

莲花山花儿自袁复礼于20世纪20年代发现,经牙含章、张亚雄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梳理奠基;再到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本土学者宁文焕、汪鸿明、丁作枢的学术构建,加之柯杨、郗慧民、魏泉鸣等以传统理论、西方文论进行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期。丁如兰(1922~1981年)生活在民国、共和国两个时代,终身所唱皆以个人性情、乡间情怀为主题,走兽飞禽、虫鱼花鸟皆可入歌.

“脚户令”的文化特性与索南孙斌的艺术诠释

河湟花儿一直处于“亚音乐文明”状态,21世纪更表现出从田野回到舞台、从民间传统转向歌手修养、从自然倾听走向社会责任的遗产传承保护格局。脚户令是多民族语境下文化碰撞与差异汲取的产物,多元异质的文化凝结,成就了脚户令《下四川》花儿悲歌经典的地位。索南孙斌的声音具有藏族本有的音域天赋,以他的音色质感诠释的《下四川》,让脚户哥的心灵痛点更具多元文化漂泊的可感性,也使非遗花儿有了更合理的传承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