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的编撰意图及其文学价值

在中国文学史上,《国语》一向不被人重视。其实不论是从史学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国语》都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本文通过对《国语》编撰意图的分析,认为其文学史料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紧紧围绕礼治、民本、忠恕、正名等思想选择的。此外,《国语》一书结构的安排,也不只是遵循周王室与各诸侯国关系远近、先华夏后蛮夷的原则,而是另有深意,即反映礼乐崩坏的前因后果。《国语》一书因此成为有机的整体,文学和史学价值也进一步提高。

《国语》对礼治的反思

“周公制礼”反映了先秦礼治思想的成熟。出现了周初的盛世后,“礼”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更重要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时期,传统礼制不断受到冲击,正常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一些恪守礼制的卿大夫们提出了“何以为治”的问题,并对礼治进行深刻的反思。《国语》记载了他们治国以礼的言论。他们主张对传统礼制进行切实的扬弃,合则留,不合则去。同时在评判事件和人物言行时,也不是简单地以“礼”或“非礼”为尺度,而能以变通的态度对待传统礼制,超越传统礼治思想的束缚。

《国语》西周部分的史料价值

《国语》西周部分在全书占有的比例较小,但是作用不可低估。作者对这一部分史料的选择并非毫无目的,而是用心良苦。这一方面符合“语书”的作用,一方面也定下了全书思想价值的取向。不但交待了具体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而且也为研究西周的灭亡提供了政治、经济的有力证据,并顺理成章地交待了“礼乐崩坏”的根源。

大学古代汉语教学现状及策略调整

传统的古代汉语教学内容是以文字、音韵、词汇和语法为主,构建"四脚着地"的模式,但现阶段大学生的文言文基础薄弱,古代汉语课存在教师的专业讲解与学生理解吸收困难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调整。我们认为内容上仍要以传统的教学内容为核心,适时适量渗透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改变古代汉语课单一语言学的性质而赋予其文化的内涵。在教学方法上,兼顾传统方法与信息科技手段,实现课程预定的教学目的。

《国语》韦解的特点和价值

《国语》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史料，韦解则是我们弄清《国语》所载史实和思想的重要依据。韦解具有体例完备、兼采诸家、征引广博、注释简洁的特点，这些特点拉近了《国语》与经史的关系，提高了《国语》的地位。《国语》韦解具有承前启后的价值，开集解之风，这是使得《国语》流传至今的重要因素。

《国语》的史料来源

有关《国语》怎样成书,比较集中的说法是编撰者杂取周王室及各诸侯国“春秋”史料而成。其实除了“春秋”一类的史料外,尚有诸如“诗”、“礼”、“乐”、“令”、“故志”、“训典”以及瞽矇口述历史等多种文献为其成书提供史料。这些文献不但丰富了《国语》的史学和文学的内涵,而且增加了《国语》的审美价值。那种认为《国语》不过是毫无润色的史料的简单拼凑,显然是错误的。

韦昭《国语》解对《春秋》经传的征引

韦昭《国语》解大量征引《左传》的内容,其作用在于交代《国语》所载史实之背景、补足历史事件的因果以及通过对比两者的文字达到疏通文义的目的,便于读者更为全面地掌握《国语》正文。此外韦昭也通过征引《左传》为《国语》作解,来达到考辨史实细节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征引拉近了《国语》与《春秋》经传的关系,提升了《国语》的史学地位。

《国语》民族关系中“礼”的作用

春秋时期,"礼"的约束力大大减弱,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失去了它最初的效力。《国语》所载反映了这一实际。诸夏多藐视戎狄,往往置"礼"于不顾,或以守"礼"之名行"非礼"之事,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亦有开明的国君、卿大夫能从大局出发,以"礼"为指导,混同"夷"、"夏"文化。而戎狄也在不断吸收华夏先进礼乐文化的过程中,主动归附诸夏,维护了民族间的和谐。

《说文解字》同训词研究

立足于《说文解字》同训词来研究与之相关的同义现象、非同义现象、同义现象的同源关系以及非同义现象的分类等,有助于分析同义同训词的同源关系。分析主要从同义同训词声韵的五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的依据是王力先生《同源字论》的思想,按照同义同训词声韵的通转关系来判断同源关系。再将非同义同训词加以分类,分成两种情况,即"以种系属"类和"双音节名物类单纯词"。在以种系属类里又分成四种情况,并对这一类同训词做简单的规范。

《国语·齐语》与《管子·小匡》的关系

学界对《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间的关系,倾向于《齐语》抄自《小匡》这一观点。本文先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二者文字上的对比,根据古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以二者使用虚词、句子成分的完整性等来论证《齐语》当为《小匡》之本。再通过二者结构的对比和对《齐语》抄自《小匡》之说进行可能性分析,来证明《小匡》抄自《齐语》是毋庸置疑的。

《国语》与《越绝书》、《吴越春秋》的关系

一、《国语》相关记载与《越绝书》的关系《越绝书》和《国语》都记载春秋吴越争霸之事，《国语》成书于战国早期，在编撰思想和具体所载历史上，应对《越绝书》有一定影响。据《越绝书》卷一《越绝外传本事》云，其作者或为子贡，或为子胥。①陈振孙认为“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耳。”②杨慎等推断作者为东汉人袁康和吴平。该书各部分最终的形成时间不尽相同，有大致成于战国末或秦汉之间的，有形成于秦汉时期至三国东晋的，

金代女真进士科

金代的科举制度，主要延用唐、宋的旧制而有所损益。其中，设女真进士科尤有民族特色，不但加速了女真族封建化的过程，促进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而且丰富了科举文化的内容，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