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社会理论研究”圆桌研讨纪要

时间:2024年2月25日形式:线上会议主持人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议。本次研讨会主题是“如何开展社会理论研究”,社会理论作为社会学学科延续和发展的基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相较于成熟的社会学定量抑或定性研究,社会理论研究并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可遵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面对不同的知识传统,如何兼顾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进而提出我们这个时代有效的理论问题,以此回应社会发展之问,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克服维特——威廉·迈斯特与现代人的教养基础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是歌德古典主义时期的代表作,它承载着作者培育健康而富有精神活力的现代人的理想。“迈斯特”这一艺术形象蕴含的古典之意,首先针对的便是“维特”所代表的狂飙突进时期的人性困境,即巨人主义同厌世情绪间的紧张。通过找回身体、耗竭爱欲的无限扩张能力,歌德不仅克服了维特的必然命运,而且为现代人重新奠定了教化的起点。在此基础上,迈斯特经由审美和道德交融的自我教育达成对个体人格的完善,并最终在掌握人生艺术的共同体里安顿下来。

滕尼斯的“新科学” “1880/1881年手稿”及其基本问题

在早期的1880/1881年手稿《共同体与社会——文化哲学的原理》中,滕尼斯奠定了一门经验的文化科学及其未来理论体系的基础。通过对这部作品的考察,本文揭示了滕尼斯的"文化科学"内含的三个辩证运动着的维度:(1)洞察经验事实;(2)在对事实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生活理想;(3)寻求在经验中实现理想。对滕尼斯来说,"文化科学"的奠基工作同他对德国现实命运的关切紧密联系,面对抽象个人主义与国家专制主义的双重困境,滕尼斯产生了重塑伦理生活的理想。通过"文化科学"对人性的重新解读,他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共同体"的生活模式。在1887年出版的第一版《共同体与社会》里,滕尼斯将历史的维度加入"文化科学"之中,继承并发展了1880/1881年手稿的基本问题。本文尝试指出,考察滕尼斯所奠基的文化科学传统,对于反思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习俗的本质与共同体的重生

《论习俗》是理解滕尼斯"共同体"学说的关键文本。在滕尼斯看来,"习俗"是融合了传统的人心机制、社群关系、道德规范以及法权状态的整体文化结构。它源于共同体自然的长幼秩序,进而形成以"祖先崇拜"为原型的宗教观念和仪式活动。在此基础上,"习俗"不断地塑造着共同体成员的义务感,由此在每个人的心中培育起鲜活的道德情感。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兴起,个体从传统的共同体秩序中摆脱出来,在无限的空间里自由流动、谋取利益,传统的习俗日益衰落,由资本操纵的时尚使文明变得贫瘠。反思习俗的意义,正在于重塑民族的伦理生活。

教化与自由——精神科学视域中的洪堡教育思想及其人性论基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伴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危机与精神科学的兴起,以斯普兰格为代表的德国知识分子重新全面地发现了洪堡的思想遗产。本文从精神科学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视域出发,探讨了洪堡教育思想体系的人性论基础及其内在结构。洪堡学说的核心是个体的自由,它既意味着单个人的全面发展,也意味着民族实现其个性。洪堡对人性论做出双重规定,进而以此为起点,通过"教化",探索将个人自由、民族个性与世界主义有机地交融到一起的思想道路。

“人性宗教”的起源与经过--一个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

面对中世纪晚期以来宗教和政治的总体性危机,马基雅维利奠基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种建立现代秩序的可能性,但它背后所预设的伊壁鸠鲁式的"自然观"并没有为"现代人"的人性与政治建立普遍性的基础。卢梭通过笛卡尔式的"我思"所建立的人性秩序,不仅证成了现代神义论,而且试图构建一种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道德共和国。因此,卢梭的"公民宗教"本质上是"人性宗教"。然而卢梭的"人性"宗教所崇拜的并非是人性(humannature)自身,而是人性背后的上帝以及其所"安排"的秩序。"人性"(Humanity)宗教总归要返回到自身,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理论思潮对卢梭"人性论"的反叛与重新展开,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过渡而形成了自身雏形的同时又面临着进一步的危机。

征服者于连:《红与黑》和19世纪欧洲精神革命

从尼采的本能革命到萨特的生存革命,《红与黑》中于连的征服故事一直充当了原型的角色。对尼采和萨特等世纪末的哲人来说,司汤达既是欧洲19世纪精神革命的肇始人和同时人,更是超越了时代的先行者。随着欧洲文明的日益僵化,司汤达笔下的征服故事时刻鼓舞着后世思想家打破铁笼,不断重构现代自我意识以及自我对待社会、历史和文明的态度,使《红与黑》具有了社会理论乃至文明研究的参考价值。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考察于连的征服史或自我教育的历史,讨论他如何在19世纪的历史背景下一步步征服爱情、扫荡时代、肃清历史,甚至重塑信仰,最终理解司汤达留给我们的更新自己生活的可能性。

滕尼斯与齐美尔: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

作为德国社会学的两位奠基人,滕尼斯和齐美尔奠定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现代伦理生活格局。伦理世界观的分流源于他们各自对时代处境的体验以及对思想史的独特解释。从近代自然法的角度出发,滕尼斯的社会伦理的核心是重建政治社会的秩序与风尚,一切价值最终都要融入社会;与此相反,齐美尔的社会学思考从一开始就以对社会伦理的批评作为前提,他将超越社会的个体生命视作伦理的目的,对他来说,生命不仅意味着身处社会之中的个体具有饱满个性,而且从自身孕育出客观的、适用于他自己的伦理责任。从帝制时期到魏玛时期,德国社会伦理同文化伦理的分流、交织与合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德国社会学史的清晰主线。

家与社会学的事质研究——对谢立中教授《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来自滕尼斯的启示》一文的理解

谢立中教授《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来自滕尼斯的启示》一文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提出“如何理解社会学思想或理论的形成过程”这一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对待思想文本的态度,进而如何从理论开展事质研究。从滕尼斯社会学理论的形成过程能够发现共同体学说的生命哲学底蕴,它不仅指生命体或身体的诞生与发展,更是指同一个原初境地的关联,这个关联就是家共同体。在此前提下,借由滕尼斯对社会剧烈变迁时代的家的经验思考,可以进一步反思社会学理论的建构问题。社会学理论研究需要探索研究者与文本之间的“价值关联”,这既面向经典理论家和其时代的鲜活关系,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活生生的关系。不止如此,社会学理论研究着力于推进微观和宏观视阈的结合,倡导从个体预设迈向共同体基础的共情的生命观。最后,社会学理论研究必然导向事质,或者说及物的研究,它说到底是要面向当下的经验、扩展人类的视野。

精神分析与战争经验作为《精神分析引论》主线的战争问题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思想史上的革命性意义同它对战争经验的体悟密切相关。19世纪末以来,战争不仅意味着历史处境,更塑造了现代人的总体经验。如果要从战争经验出发理解弗洛伊德的学说体系,他大战时期的讲演录《精神分析引论》可以充当核心的阐释文本,将精神分析学说从第一哲学、社会学推展到新的“再教育”思想。作为第一哲学,精神分析由普遍怀疑还原出战争状态下诸意向交织、冲突的自我,并逐步揭示自我的爱欲本能与死亡本能;在此基础上,作为社会学的精神分析呈现了日常生活的战争面貌,其实质为人的爱欲本能同死亡本能的纠缠与冲突;最终,为引导爱欲,节制死亡本能,作为新的教育学说的精神分析指明了现代教育的限度、条件和未来的希望。

桑巴特的奢侈研究:一个理解现代社会的视角

奢侈研究既同桑巴特关于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性质的观察息息相关,亦是他理解现代社会秩序之起源和发展的着眼点。从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开启世俗化进程以来,以法国为典范的宫廷社会催生出新的社会结构和民情,君主的权势欲和频繁的战争逐渐让旧贵族瓦解,有产者上升为新的贵族阶层,奢华和虚荣取代了荣誉的德性。随着资本主义和民主时代的到来,社会彻底由包税商和暴发户主宰。桑巴特晚年规划的"德意志社会主义"的建国纲领,正在于克服现代伦理败坏的困境。

社会生命的再启蒙——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社会学观察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对思想界产生过总体影响的一部经典著作。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说,《手稿》从关于社会本体的思考探入社会内部,由社会学的经验感与历史感出发,基于人的社会性生存构思社会生命,进而将社会生命推向历史,向着由唯物史观解释社会生命之历史源流的思想方案迈进,乃马克思社会学思想历程中的一次关键性的奠基。在此进程里,它内含的三重思想维度,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人类学,或者说人心、现实与历史,仍为牢牢锚定我们对“时代精神”理解的三根支柱,也是《手稿》持续涵养、激活中国当代学术潜能的三个思想维度。在我们身处的这个亟需回应时代总体变革问题的当下,三者可谓构成了一种整体性社会学意识的不可分割的环节。

成仿吾:辩证法的社会学启蒙家

成仿吾是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从研究的重要性上来说,重温他的精神遗产,关系到对中国社会主义教养源头的追寻。他早年致力于创造社的文学批评事业,虽不用“社会学”的说法,却在有意识地探索一种从哲学认识论转到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以此陶铸现代国人的人格。成仿吾的精神探索可概括为一场“辩证法的社会学启蒙”历程。此后他翻译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从事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其实是他从一开始就怀着社会意识开展文学事业的自然结果。他最初的文学批评探索,就其内在的社会学意识而言,已经为他未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做了铺垫。

人造社会与伦理社会——滕尼斯对近代自然法学说的解读及其社会理论的奠基

面对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内个人主义和专制主义交织的困境,滕尼斯以霍布斯代表的近代理性主义自然法学说为其社会学的研究起点,试图把握现代人性面貌和国家的权利基础,进而探寻重塑民族伦理生活的道路。滕尼斯用"社会性"化解了霍布斯那里的自然状态和政治状态间的理论张力,并创造性地用古日耳曼的"原始集会"来构建社会的历史原型。通过对霍布斯生平与学说的细致解读,滕尼斯敏锐地揭示了现代人性以及生活方式的根本难题,即潜藏在文明之下的人与人互为敌人的自然状态。由此出发,他不仅从霍布斯的自然法学说内部探寻规范人心的可能性,且基于对自然法的反思,尝试在德国的思想和历史遗产中寻求更合乎德意志民族之传统、更本真的人性规范。

共同体的伦理意蕴:滕尼斯对黑格尔与马克思“社会-国家观”的综合

作为经典的社会学概念,共同体展现了总体性的社会图景,从个体的心理特征、个体间的关系性质、社会的结构形态到政治的理念与体制,组成了一个连带的有机整体,并体现为一种共同的伦理生活,而它的产生,又是同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分不开的。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及其现实可能性,是在马克思同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思想争执的背景里展开的,从黑格尔法哲学的理念前提到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经验条件,他立足于自己身处的时代背景,创造性综合了二人的社会与国家观,呈现出现代共同体的总体图景及其伦理意蕴。

宗教社会--韦伯与世纪末德国路德教神学的趋向

本文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置于十九世纪末德国路德教神学运动的语境,考察他的宗教社会学的社会意涵及其同宗教文明之间的关系。通过重构韦伯的基督教社会史,我们能够辨认出韦伯宗教社会里的"社会"的多重含义,它既指一种意义赋予的机会、一套历史的发生学,也指和宗教交融的定型化、日常化的法则。韦伯选择回返历史,在比较的视野里,揭示基督教社会的宗教法则与社会法则的分离、平衡以及融合的运动,在他看来,社会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日常化的力量,它之所以能够具有意义,是因为它和宗教法则之间存在着相互塑造的关系。或许在韦伯的极富感召力的英雄人格之外,我们能从他笔下的历史世界获得更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