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于必然性的行动到基于偶然性的行动

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构成了一种社会形态,它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如果将其与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联系起来的话,就会发现它是在对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的否定中生成的。风险社会中的行动将面临许多根本性的哲学观念变革的问题,其中,关于必然性、偶然性这对哲学概念的认识,对于构建风险社会中的行动模式而言,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已经形成了基于必然性行动的共识,但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基于必然性无法认识和把握的问题涌现了出来,致使人们需要将行动方式调整到基于偶然性行动上来。风险社会中的行动在性质上属于合作行动,在形式上更多地表现为应急响应式的即时行动,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共生共在。

论行政人格的历史类型

行政人格既是行政人员个体的人格 ,又是行政人员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的群体人格和职业人格 ,是行政人员共同拥有的普遍人格。行政人格是与行政管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 ,统治行政中的行政人格是一种依附人格 ,管理行政中的行政人格则是一种工具人格 ,而服务行政则需要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与之相伴。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以后工业化的社会历史进程为背景 ,是一种正在生成中的行政人格。在服务行政的制度、体制设计中 ,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是理论建构的切入点。现在来研究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 ,有着直接的实践价值。

民主的没落与公共性的扩散——走向合作治理的社会治理变革逻辑

自20世纪80年代始,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得到了积极响应,特别是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旗帜的政府改革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展开,从而造成了一场反民主的理论与实践运动。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等虽然是在西方政治学谱系中产生出来的经济学理论,然而,当这些理论被应用到国家及其政府建构的时候,却表现出了对社会契约论所确立的民主原则的颠覆。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这些理论的综合实践形态,更是在改革过程中加速了民主的没落。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进行治理功能的外包时,其实是用具体的契约取代了社会契约论的普世契约,这是对社会契约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反叛中实现了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重组,即把原先界线分明的治理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打乱,使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边界模糊了。结果,带来了公共性的扩散,在逻辑上开拓了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前景。

在后工业化背景下思考服务型政府

人类正处在一个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人类社会又一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在农业社会,人类建立起了统治型政府,到了工业社会,人类建立起了管理型政府,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的任务是建立起一个适应后工业社会治理要求的服务型政府。当前,在关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探讨中存在着很大的混乱,这是由于对服务型政府的历史定位不清所造成的。关于服务型政府,必须从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来加以认识。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前政府改革的目标。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特征都将在政府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地显现出来。但是,自觉的理论探索也是必要的,而且是应当先行的。

网络治理理论及其实践

网络治理理论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新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后工业化运动对社会治理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使传统的治理方式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网络治理理论就是出于解决这一问题的要求而提出的。从近些年来的社会发展以及治理实践的变革来看,多元化的社会构成要素正在生成,大量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多样的社会自治组织迅速涌现,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治理关系。网络治理理论反映了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并形成了系统化的对策性意见。

大数据中的思维与社会变革要求

在对大数据的认识上,有观点认为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变革力量,这种观点有点夸大其辞了。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结果的大数据,应将其纳入科学的规范之中;大数据并不能引发思维方式的变革,我们需要在后工业化的场景中去思考思维方式的变革问题;在工业化社会中,大数据使得中心-边缘结构得到强化,这是与后工业社会去中心化的要求相逆而行的。因此,我们亟需为大数据这样的流行概念正名,力图将大数据这一技术工具引向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向。

论精英治理及其终结

人类的社会治理现象一直表现为一种精英治理的状况。自然精英的治理属于人类最古老的治理;在整个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基本上是由身份精英担负着社会治理的使命。在近代以来的工业社会中,自然精英与身份精英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技术专家群体担负起了社会治理的任务,他们属于技术精英。技术精英的出现是社会治理专门化、科学化和技术化的产物。技术精英是在官僚制组织结构中开展其社会治理活动的,他们治理社会的依据是一种系统化了的而又分门别类的规则体系。现在,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中,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界线正在消融,一种合作治理的局面正在出现,它将意味着人类最终结束精英治理的历史,只有这时,真正民主的社会才会到来。

领域分离与融合中的公共服务供给

公共服务的问题是在领域分离的条件下出现的。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关系中,主要是以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定义公共领域的功能。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存在于公共领域之中,面向私人领域提供公共服务。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领域分离的进程开始出现了逆转,即出现了领域融合的趋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从而使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政府垄断公共服务供给的局面被打破,随着公共性的扩散而出现了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的局面。公共服务的合作供给是建基于伦理精神的基础上的,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合作者也必然会获得道德主体的属性。

论复杂社会的秩序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秩序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它是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必备的条件。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所需要的秩序是不同的。农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自然秩序,随着人类进入工业化的历史阶段,社会的复杂化程度迅速提高,自然秩序开始变得不能适应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需要,从而出现了创制秩序。20世纪后期,人类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程度的迅速提高,从而对创制秩序提出了挑战。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类需要一种新的秩序,它就是一种建立在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基础上的自觉秩序。自觉秩序也就是合作秩序,既是人的合作行动的结果,也是人的合作行动的保障。对于历史而言,自觉秩序将是人类秩序追求的归宿。

新市民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对基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理论的考察

近代以来,在政治领域中的一切理论探讨和实践方案设计都可以说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入手的,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以及如何根据市民社会的要求去规划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是近代以来全部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中,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是从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出发还是"社会"出发。黑格尔提出的是另一个方案,他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然后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寻找中介因素和环节。但是,黑格尔的理论与现实相去甚远,他所发现的中介因素是不可靠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阐发了一种通过消除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去建构国家的设想。20世纪后期开始的新市民社会运动证实了马克思的设想的科学性。

论共同行动的基础

在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中,存在着理性主义与行为主义两种不同的分析范式。理性主义发现了共同利益这一共同行动的客观基础,行为主义则找到了意向一致这一共同行动的主观机制。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行为主义范式表现出了更强的解释力,"共同行动源自行动意向的一致"的命题也成了我们研究共同行动的出发点。一致意向通常具有两种形式,一是认同,二是共识。事实上,在人类的共同行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了基于认同的共同行动和基于共识的共同行动这两种形式。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危机事件的频繁发生,使我们关注到共同行动的基础还有着学者们所没有认识到的默契。也就是说,存在着基于默契的共同行动。与认同和共识的达成不同,默契是在默会过程中生成的,基于默契的共同行动则是一种具有道德特征的共同行动。

考察公共利益发生的历史

公共利益是当今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向量,公共行政的全部活动目标都在于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公共利益并不是存在于一切社会中的,在农业社会的政治体系中,只存在共同利益而不存在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在王朝治理模式向国家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随着身份共同体的瓦解而生成的。也就是说,法律对主权者的替代,君主与臣民、主权者与臣民的对立的消解以及最终统一于公民这个概念之中,才是公共利益得以产生的政治基础。从当前的学术界来看,普遍认为法治国家是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的保证。其实,在法治国家的框架下,关于公共利益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永远无法解决的,法治国家只能最大限度地在形式上追求公共利益的增长,而实质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则是难以实现的。

论权力分化的启、承、转、合

权力是社会治理活动赖以展开的必要支持力量,一切社会治理活动都离不开权力,然而,在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中,权力的状况是不同的。农业社会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权力是一种混沌的权力,没有实现分化。到了工业社会,建立起了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分工在社会治理领域中也表现为权力的分工—协作关系,从而进入了一个权力分化的进程。与之相对应,出现了三权分立与相互制衡的理论规定。但是,权力的分化并不仅仅表现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并立,在权力现实地发挥其功能的过程中,也分化为了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并通过职权而把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统一到了一起。这一点是"三权学说"没有认识到的,"三权学说"所看到的只是抽象权力的三种形态。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建立在"三权学说"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看到抽象权力与具体权力的分化,将会导向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建构的方案。

公共行政的继往开来之路——纪念伍德罗·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120周年

120年前,威尔逊发表了《行政学研究》一文,它是公共行政学这门学科产生的标志性文献,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整个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行政学研究》一文提出的基本思想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一切关于公共行政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安排,都必须考虑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框架。但是,威尔逊的行政学成就所代表的是工业社会的政治文明,当人类开始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时候,关于公共行政的新理论及其实践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服务行政——现实诉求、理论定位及研究取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学界开始了服务行政理论研究,这场研究是在时代的呼唤下,在行政改革实践的理论需求中出现的。进入新世纪,服务行政理论研究与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探讨并轨,既提出了建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构想,又成为政府改革的实践目标,也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组成部分。在仅仅10年的时间里,服务行政从理论到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本质是行政学本土化的重大成就。

趋向于公共性的近代政治发展逻辑

政治是人类社会治理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通过政治发展而得以实现的。从中世纪后期开始,政治就出现了现代性的转型,这是政治获得普遍性的过程,开放性和公开性都是政治获得普遍性的途径。行政是政治的重要组织部分,政治的普遍性在行政这里是以公共性的问题出现的。行政的公共性需要在它的公开性中获得和得到保障。易言之,行政的公开性不足,就会招致人们对政府的不满和猜疑,公共舆论也就得以兴盛,如果行政具有了充分的公开性,公共舆论就会失去迷惑公众和煽情的功能。

论世界体系中观察视角的“中心—边缘”概念

在由民族国家所构成的世界体系中,流行的做法是把不同的国家区分为"发达"与"不发达"国家。其实,这种区分掩盖了国家间的不平等,让人们不再关注一些国家压迫和剥削另一些国家的事实。与此不同,如果把不同国家看作是处在同一个体系中发生互动的行动体,就会看到它们在这同一个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结构——中心—边缘结构。"发达"与"不发达"的概念是在比较中而对国家的分别描述,潜在地包含着把不同国家看作是孤立的存在物的意涵,放弃了对国家间关系的关注。"中心—边缘"的概念则把人们的关注点引向了国家间的关系,要求把不同的国家放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中加以认识和考察,从而清晰地暴露了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压迫、剥削和掠夺,而且也给人们指出了走向未来的方向,那就是通过打破既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而开创一个真正平等的世界。

考察“公共”概念建构的历史

作为学术概念的"公共"一词是在近代理论与实践发展史上得以建构的,或者说,它是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步步地形成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显而易见地包含着一种从common good向public interest的转变,"公共"概念的出现就是这一转变过程的结果。从理论上看,"公共"一词可以认定为"社会契约论"的创造,社会契约论从"自然状态"的假定出发发现了个体的人,进而通过对这种个体的人的抽象把握而建构起一种以"主权者"命名的公共人格,从而赋予了国家以公共性,并使国家与既往的社会治理体系相区别。"公共"一词在成为理论以及学术表述的概念后,被赋予了反映公众意志的功能。不过,在公共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中,是在公众舆论和公众的自由辩论中去汲取营养的。

政策问题建构:从追求共识到尊重差异

民主从属于对共识的追求,谋求共识而又依赖共识。政策问题建构其实就是一个形成共识的过程,即形成关于社会问题的一致意见,从而确认需要通过政策手段来加以解决的问题。直到19世纪后期,政策问题建构基本上是一项政治活动,一直是在民主的途径中去达成共识的。进入20世纪后,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化,由行政部门做出的政策问题建构基本上是在科学的路径中进行的。科学本身就意味着共识,而且是具有霸权属性的共识。随着社会发展走进了高度差异化的阶段,无论是民主还是科学,在政策问题建构中所制造出来的"共识"都出现了经常性地导致政策问题误植的问题,从而说明以共识追求为宗旨的政策问题建构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把政策问题建构的关注点转移到参与者的行动上来,在承认与尊重参与者之间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合作行动来完成政策问题建构。

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正义

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时代,正义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在农业社会,分配关系占主导地位,所以,"分配的正义"属于最为基本的正义类型,交换正义只是作为"修正的正义"而发挥作用的。到了工业社会,随着交换关系与竞争关系成了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公平的正义"成了基本正义,而分配正义则成了"修正的正义"或"补偿的正义"了。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竞争关系不断地制造着不平等,公平的正义不再能够维持正义的局面。这一方面引起了分配正义的复兴,进而造就出了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又引起了要求"承认差异"的运动,进而产生了"承认政治"的正义主张。承认政治存在着正义的困境,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一种新的正义方案,需要通过合作治理去重建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