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鱼皮制革技术研究

介绍了一种应用于鳄鱼皮的上光技术。试验得出通过调整喷涂材料的比例和喷涂次数,以及使用鳄鱼皮生产专业设备(抛光机),可以使鳄鱼革具备天然、多样、时尚的风格。

求解过度犯罪化的迷惑——中国的去罪化经验与国际启示

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国家见证了刑事法的扩张过程,以及由此导致的刑事司法系统疲于应对大量轻微违法的现状。为了赢得与过度犯罪化和犯罪趋势的增长这场战争,全世界的法学家都在力求通过去罪化解决过度犯罪化这个古老而麻烦的问题。中国,这个正在发展中的东方巨人,过去和现在都在尝试仅将严重的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不像那些扩展了刑法渊源的法令、条例规定的西方国家,中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为惩罚犯罪的唯一依据。对于严重犯罪的概念,中国将民事违法和行政违法行为去罪化,只有达到犯罪化要求所规定的定性和定量标准的严重违法行为才是犯罪。中国刑法把犯罪定义为严重违法行为,并且清楚地说明了轻微违法行为不是犯罪。这些轻微违法行为被(作者)划分为治安违法、行政违法、纪律违法行为,按照行政程序处理,而不是刑事程序处理。借助于跨国视角下的犯罪定义不同模式进行比较,本文揭示了中国刑事司法系统去罪化的深远意义。借助于实证调研,中国的去罪化经验反映了未来全球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这些措施值得西方国家学习。

丁若镛与吴澄的《周易》解释方法比较

丁茶山和吴草庐都是当世最杰出的易学家,以象数学的角度为主解释《周易》是他们的共同点。其中,茶山对《周易》的象数性解释的核心是《四笺小引》中的"推移"、"物象"、"互体"、"爻变"。而草庐对《周易》的象数性解释的核心是《易纂言外翼》12种方法中具体运用于《周易》卦爻辞解释中的方法——"卦变"、"变卦"、"互卦"、"象例"。因此,可以说丁茶山和吴草庐的《周易》解释方法的核心理论是一致的。但对这些解释方法的实际运用,茶山又是和草庐存在区别的。即茶山在爻辞解释上,继承了草庐"爻变+互体"的方法,同时又全面运用了"推移"这一方法,这可以说是茶山自己的独特解释。这也是茶山与草庐在《周易》解释方法上的最大不同。

茶山的两互作卦法

茶山丁若镛在《周易四笺》中运用了推移、爻变、互体、物象四种解释方法,其中,两互作卦法属于互体之理论。两互法的由来可上溯至郑玄和虞翻,此法之运用则首见于完颜亮入寇时会稽之士所行之筮例,然其不过是一个事例而已。后来,吴澄构建了两互法体系。其体系与丁若镛两互作卦法大体一致,但又存在重要差异。吴澄的两互法基于邵雍的先天易学,而丁若镛则去除了先天易学的部分,仅择取其中的两互关系。另外,吴澄的两互卦遵循了秩序井然的规则,但这种规则性却未见于丁若镛的两互作卦法。总的来说,吴澄的两互法仅停留在形式的层面,而丁若镛却将两互作卦法广泛地运用于《易》辞的解释之中,这可以说是丁若镛对互体说与两互法的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

丁若镛对京房辟卦说的批判

丁若镛的推移说是基于辟卦说而展开的理论,其14辟卦说的根源可追溯到京房的12辟卦。丁若镛虽采用京房易中的"辟卦"一语,但总体上对京房的辟卦说持批判态度。其中丁若镛对京房辟卦说的批判主要见于《易学绪言》中的《汉魏遗义论》、《唐书卦气论》、《班固艺文志论》等。尤其是《唐书卦气论》,对京房的辟卦说和分卦直日法进行了详细的批评,是揭示茶山易与京房易关系的重要资料。笔者试图通过这些零散的资料,重新整合丁若镛对京房易的批判。京房易的特征在于阴阳灾变说,丁若镛严厉地批判此是沦于左道和邪僻的术数。易学史上,京房被公认为最早使用"辟卦"一语之人,但丁若镛不仅主张"辟卦"一语在京房以前便已使用,并将其起源追溯到《周易》的形成时期。但笔者认为丁若镛缺乏支撑自身推测的充分文献证据,故而批判性地探讨了他的主张。京房根据与汉代身份制相对应的辟、公、候、卿大夫等品阶对64卦进行了分类。但丁若镛认为辟卦称为君主卦,不能解释为只有天子才能使用辟卦。另外,他还认为把辟卦设定为君主卦就如君主统治臣下,辟卦作为中心卦统制其它各卦。另一方面,丁若镛还批判京房的分卦直日法是过于复杂、支离破碎的理论,是易家的蔀障。

回顾死刑错误执行的历史

近年来,无辜者①被定罪的事件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而无辜者被判决死刑并予执行的案例更是引起了学者、①法律从业者、②维权人士、③立法者、④法官⑤和新闻人士⑥的高度重视。在这种关注的推动下,司法机关启动了一系列高调的法律改革措施:伊利诺伊州全州暂停执行死刑;⑦一些州建立了致力于预防不当定罪及其执行的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