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制视野下法律监督和检察权能逻辑的重构

法律监督和检察权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检察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石。长期以来,法律监督“一元论”和“二元论”始终争论不休,但是二者自身都存在难以克服的逻辑困境。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察机关的任务和权能进行了优化,但仍然未脱离权力性质一元化、行权方式诉讼化、行权领域刑事化的窠臼。从我国《宪法》文本意义、我国检察制度的历史演进和国家权力控制基本原理三个维度分析,检察权应是包含法律监督型权能和诉讼型权能的权力体系。在此意义下,检察权权能体系需要重构,才更能体现法律监督的宪法价值和权力行使规律,也更清晰地彰显检察制度未来的发展路径。

功能转向抑或教义坚守:应急状态下刑事司法的实践和规范

突发事件应急治理是一个全局性的工作,需要各部门法在治理目的的统摄下相互协调、综合应对。无论从刑事法律体系功能化转向还是应急治理对国家权力、个人权利的重新塑造来看,刑事司法基于应急治理需求的应变具有当然正当性。然而突发事件带来的情势急转,存在刑事法律滑向工具主义、应急目的的非理性反应和对应急权力制约弱化的潜在风险,这就要求刑事法律在适用过程中严守人权保障底线,在充分考量集体法益共识形成过程和精准判断特殊法益侵害的情形下,谨慎、规范地适用刑事法律规范。

论我国司法官惩戒体系的重构——以司法责任制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分析

在司法责任制改革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我国司法官惩戒体系存在责任体系混乱、惩戒主体内部化、程序模式行政化等问题。两大改革对整个惩戒体系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却并未完全消解原惩戒体系的这些弊端,又由于改革侧重点的不同而致制度衔接不畅,使惩戒体系在建构理念、权力分配、程序设计等问题上出现新的矛盾。为此,需从五个方面对司法官惩戒体系进行重构:明晰体系建构理念、厘清责任分类标准、合理适用归则原则、确保主体行权独立、完善惩戒及衔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