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建设与企业信贷配置研究——来自上市公司贷款公告的经验证据

通过手工整理2008—2021年近15万条A股上市公司的银行信贷公告数据,实证检验高铁建设如何影响企业信贷配置。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周边高铁站数增多,会提升企业从周边银行获取贷款的比重,且该影响机制在非省会城市企业样本中作用力度更大。高铁建设能够强化企业对周边信贷资源的依赖性,支持“信贷监管理论”。机制分析表明,高铁站建设主要吸引银行机构在交通便利的地方聚集,有利于提高银行竞争及其对信贷的影响力度,进而提升企业从附近银行机构获取信贷的比重。研究揭示了交通基础设施是促进金融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一种作用机制,为中国实现交通强国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股票价格波动的信息渠道影响研究——基于媒体报道和分析师预测的视角

文章手工收集、整理了2006-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媒体报道倾向数据,实证研究了媒体报道正向倾向与分析师乐观预测偏差对上市公司负收益偏态系数的影响。研究表明,虽然媒体报道正向倾向、分析师乐观预测均分别对上市公司股价负收益偏态系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两者的交互项对股价负收益偏态系数的影响则是显著为正,即当媒体报道正面倾向与分析师乐观预测两者共同作用时,将会触发“信息过度关注偏差”机制,从而降低了上市公司股票收益。文章研究还发现,媒体报道、分析师预测和“信息过度关注偏差”机制的作用强度,在市场化程度高地区要明显大于市场化程度低地区,可能的原因是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企业更加容易被媒体报道和分析师关注,进而产生更强的关注效应。

不确定性风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金融市场摩擦的间接渠道视角

现有研究表明,不确定性风险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影响企业投资,但着重分析间接渠道的文献较少。文章以1994-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股票交易数据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样本,在控制住直接渠道的影响后,实证检验了不确定性风险如何通过金融市场摩擦机制间接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研究发现:不确定性风险会通过金融市场摩擦机制来显著增加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融资数量;且金融市场摩擦机制间接降低企业投资的中介效应显著。在异质性企业的对比中,成本效应对所有企业的影响效果差异不大;而相对于低杠杆、国有化和大规模的企业,数量效应对高杠杆、民营和小规模等高风险企业的影响效果更大。这说明,成本效应和数量效应的影响是系统性的,但数量效应更具结构性特征。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Baker等（2013）构造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标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以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杠杆越低。具体而言，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显著降低企业的总体债务融资，增加企业股权融资，从而显著降低企业杠杆。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不确定性与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关系，发现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偏离最优资本结构的程度越大。相比于受融资约束较小的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受融资约束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和小企业受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更大，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作用机制在不同企业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数据基础设施赋能碳达峰碳中和的动态过程机制

面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面临的系统性认识不足和行动方案、数字化手段欠缺等挑战,需要从理论层面探究新型数据基础设施如何协同推进实施数字中国战略和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战略。基于对数据要素驱动创新发展和数据基础设施赋能行业数智化的本质特征分析,建构“数据—机制—使能”过程视角下数据基础设施赋能“双碳”的动态整合理论框架,系统论述碳中和数据银行的系统架构和这一新型数据基础设施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实现多维价值创造的多层次动态过程机制;同时指出该机制面临数据基础设施运行成本高、区域行业数智化和低碳化高质量发展协同难度大,以及“双碳”多线程、多路径目标实现阻力大等现实挑战;并提出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打通碳达峰碳中和数据融通壁垒、健全和完善新时代数据基础设施等对策。

数字化转型会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吗?

本文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承担的实际税负更低。上述结论在以经营型战略为主导和组织架构复杂度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善企业内部信息环境,促进内部税收协同,进而提高企业税收筹划能力和效果,实现降低整体实际税负的效果。本文为数字化技术驱动行业财务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研究结论对持续完善数字化转型配套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官不理旧账——官员变更、政策不连续与资本要素错配

本文探讨官员变更与资本要素错配的内在联系。本研究基于市委书记或市长的任职信息,使用1998—2013年工业企业数据,研究表明官员变更增加了企业间资本要素错配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市场配置资源比重的提高有助于缓解官员变更对高资本边际收益企业投资的抑制效果。同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官员变更均造成资本要素错配。机制检验表明,资本调整成本约束了企业随官员更替调整投资的能力,降低资本配置效率,导致资本要素错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