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1813年《汉法拉词典》

原文出处为:Isbelle Landry-Deron,“Le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et latin de 1813”,T’oung pao 101-4-5(2015):407-440.作者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法国汉学家,17-18世纪中国传教士文学专业研究员,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科学管理主管。最新成果有《中国为证--杜赫德与〈中华帝国全志〉》(La Preuve par la Chine,La“Description”de J.-B.Du Halde,jésuite,1735,2002)、《明代和利玛窦时代的中国(1552-1610)》(La Chine des Ming et de Matteo Ricci(1552-1610)le premier dialogue des savoirs avec l’Europe,2013)。本文认为1813年由克瑞迪安–路易·德金(即“小德金”,Chretien-Louis De Guignes,1759-1845)负责在巴黎皇家印刷厂出版的《汉法拉词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et latin)是第一部用西方语言印制的汉语词典。它以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叶尊孝(Basilio Brollo,1648-1704)的《汉字西译》为底本。词典中的汉字是以“摄政王黄杨木”印制,这是欧洲唯一一套活版字模,是1740年完成的木板雕刻。本文开头讲述这一出版故事,而后详细论述1813年词典的原始资料和特点,以及伴随其出版在学者之间产生的竞争和出版后引起的批评。

政治的宗教：对汉娜·阿伦特思想的若干反思

史华慈从阿伦特的诸多著作中得出结论,认为阿伦特哲学思考的终极关怀旨在探究现代危机的社会根源,这个危机根源可以概括为源自于古代城邦的追求政治行动、公共福祉和政治自由的高贵生活的缺失。史华慈基于思想史发展脉络及其犹太人身份,批判性地指出阿伦特的愿景所具有乌托邦式的民粹主义面向,受到古典崇拜的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并背离了犹太教传统。史华慈通过对阿伦特整体思想的反思,一方面捍卫着犹太人的身份,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了对解决现代社会危机之路径的不同看法。

从叶尊孝《汉拉词典》到市场词汇——在意大利和法国出版汉语两百年

原文出处为:Michela Bussotti,“Du dictionnaire chinois-latin de Basilio Brollo aux lexiques pour le marché:deux siècles dédition du chinois en Italie et en France”,T’oung pao 101-4-5(2015):363-406.作者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意大利汉学家,任职于法国远东学院(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与法国汉学家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一起,对《汉拉词典》(Dictionnaire chinois-latin)、1813年《汉法拉词典》(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et latin)进行考查调研,她们的论文共同发表于2015年5月4日《通报》(T’oung pao)。她们在论文中相互引证,因故,《国际汉学》也同期发表她们论文的译文,便于汉学研究者准确了解法国和意大利出版汉语词典的历史过程与状况。

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内务行政--《中国通典》选译

格鲁贤(Jean-Baptiste Gabriel Alexandre Grosier,1743—1823)是继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之后,又一位对法国汉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汉学家。杜氏1735年发表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1735)率先全景式地向欧洲人推介有关中国的最新知识;格氏于1785年发表的《中国通典》(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 la Chine)既传承了杜赫德作品的内容,使之于50年后得以重新现实化,又有其个人创新:根据一个特殊的目录,他重新组合提炼了前人的成果,并且刻意收进了由当时仍在北京的最后一批耶稣会士撰写的《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与艺术回忆录》(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1776—1791)这样最新到达欧洲的知识。《中国通典》1785年首版获得极大成功,同一年再版,并被译成英文和意大利文,随后多次单独发行,分别于1785、1787和1818—1820年间,有过三个独立法文本;1788年和1789年分别在伦敦和莱比锡推出英译本和德译本,英译本又于1895年再版。因此,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格鲁贤的《中国通典》可称作18世纪法国向欧洲推介中国的姊妹篇,在西方汉学领域产生了日月同辉的影响。在法国,它们不仅为法国汉学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广泛的题材、富饶的沃土、无限的思考和多彩的远景,而且在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称之为"难以满足企求了解中国的渴望"的18世纪,也可以说它们在催生启蒙精神形成和促使旧制度崩溃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中国通典》全书分上、下篇。上篇讲述中华帝国十五省、鞑靼地区、岛屿、从属国的地理地貌、主要城市、人口民族、水陆交通、地方物产、自然历史、动植物、中医药草药材等。下篇讲述最近到达欧洲的有关中国的新知识,内容涉及中国政府、统治权力、文武官员、武装力量、军队纪律、法律、城市治安、宗教习俗、语言文学、经济生活、科学技术等。《中国通典》较之《中华帝国全志》突出表现了作者的独立思想、独立观点,他注重依据中国人的材料和经过考证的文献资料,反对与驳斥某些偏激作家恣意鄙夷中国和中国人的谎言与不实之词,批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中国人起源于埃及人说。《中国通典》被译成多国文字,多次再版,被誉为"最重要的耶稣会士科学作品",足见其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本译文选译自《中国通典》下篇卷一《中国政府》第十二章至第十五章(原文1787年版,第102—143页)。重点介绍了清代康乾时期的内务行政、典章制度、官员和职责、皇帝谕旨的执行与监督、官员之间的上传下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传输监察乃至皇宫生活与官员家庭管理规则细节等,传教士们的描写大都迎合18世纪法国"中国热"的需要,突出中国"君主开明,制度完善",彰显法国的"专权和黑暗统治不可取"。传教士们的观察全面细腻,描述生动具体,尽管有时存在夸大或想象发挥之嫌。他们笔下描绘的皇帝亲耕仪式的全过程;康熙皇帝私访为平民百姓伸张正义,惩办污吏;官员职责的考察监督,定期的"坦白报告"制度;皇帝以及各级官员印玺种类、大小、不同材质等等,提供了有趣的信息,既可以呈现300年前的清代从皇帝到各级官员的管理状况,也可以看出法国传教士们的良苦用心,值得今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