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富:一封信催生回乡创业政策

我没有想到，温总理会对我的信作出批示，更没有想到，我在信中所建议的“制定鼓励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政策”会变成现实!

论明清时期的早期市场经济

明清时期中国的早期市场经济酝酿于成化、弘治,开始形成于嘉靖,至康熙中后期到雍正初年最后形成。乾隆时期,随着国家大一统的真正出现,边疆地区市场得到开拓,内地与边疆民众的生产生活尽皆纳入全国的市场网络之中,中国早期市场经济得到初步发展。中国早期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初步发展,是构成明清商人队伍壮大、地域商人集团勃兴的重要社会背景,也是中国历史走向空前巩固的大统一和自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最后形成的经济条件。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并非全由海外舶来,明清早期市场经济是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形成、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乙烯和水分管理对水稻Cd积累和健康风险指数的影响

本文主要研究了水分管理和叶面喷施外源植物激素乙烯(ETH)对水稻(Oryza sativa L.)根表铁膜、镉(Cd)积累以及健康风险指数的影响。通过盆栽试验,在拔节期、扬花期和灌浆期喷施2种浓度(50μmol/L和100μmol/L)乙烯(ETH)3次,同时采用连续淹水(CF)和间隔淹水(IF)2种水分管理模式。结果表明:(1)与IF水分管理模式相比,CF水分管理模式下,土壤中Cd的赋存形态改变,弱酸可溶态Cd由36%降至30%,可还原态Cd由30%增加到40%;(2)与IF水分管理模式相比,CF水分管理模式下,水稻根表铁膜中Fe和Cd含量均显著增加,外源喷施ETH也会显著提高2种水分管理模式下铁膜中Fe和Cd含量,最多提高了50.59%和58.06%;(3)与IF水分管理模式相比,CF水分管理模式下,水稻根、叶、糙米及精米中的Cd含量均显著下降;外源喷施ETH也有利于降低2种水分管理模式下水稻各部位Cd含量,其中CF+50ETH处理下精米中Cd含量最低,与CF处理相比,精米中Cd含量由0.68 mg/kg降至0.45 mg/kg,降幅为33.82%;(4)外源喷施ETH显著降低了2种水分管理模式下Cd从根-茎和茎-籽粒的转运系数,均以CF+50ETH处理下转运系数最低,与CF处理相比分别降低了55.17%和23.81%;(5)CF水分管理模式和喷施ETH处理均对降低稻米Cd健康风险指数有很好的作用。由此可见,CF水分管理模式和外源喷施ETH在降低水稻对Cd的积累中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砂卵石地层盾构刀具动态磨损分析

减小盾构刀具磨损,是保证土压平衡盾构长距离掘进的重要措施。砂卵石地层是一种典型的力学不稳定地层,盾构在此种地层条件下掘进,盾构刀具磨损严重。采用最新动态监测装置,对北京地铁四号线四标角门北路站～北京南站区间隧道盾构刀具进行磨损监测,利用最小二乘法对监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以刀具磨损系数为因变量,以千斤顶掘进速度v、千斤顶推力F、刀盘转速n以及刀盘扭矩T等掘进参数为自变量分别建立回归表达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掘进参数的合理选择范围,并建立刀具磨损量与掘进距离的拟合表达式,为工程实际中减小刀具磨损及预测盾构在类似地层条件下的最长掘进距离等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论对于类似地质条件下盾构选型和实际施工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牛源化脓隐秘杆菌的分离鉴定及其PCR检测方法的建立

为分离鉴定牛源化脓隐秘杆菌(Arcanobacterium pyogenes)并建立其PCR检测方法,本研究从某规模化奶牛场患牛肺组织中分离出两株细菌,根据其形态特征、培养特性及生化特性,结合16S rRNA分析确定分离菌为A.pyogenes。对小鼠致病性试验显示纯培养物对小鼠致死率较高,药敏试验表明分离菌仅对少数种类抗生素如头孢唑啉、氧氟沙星、阿奇霉素等敏感。本研究同时建立了快速检测A.pyogenes溶血素(PLO)基因的PCR方法,敏感性试验显示最低检出菌数为9.2×103cfu/mL,特异性试验表明与其他细菌如布鲁氏菌、大肠杆菌等无交叉反应,通过对已知临床样本检测评估显示该方法适用于临床感染样品的检测。

杭州地铁某车站基坑变形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杭州地铁某明挖基坑工程实例,对基坑变形的现场实测数据测斜、支撑轴力、建筑物沉降等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同时阐述基坑监测数据产生异常的原因,并对基坑安全性进行评价。研究结论对类似地质条件的基坑工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血清前S1抗原与HBVDNA的检测结果分析

为了了解血清前 S1抗原与 HBV DNA之间的关系 ,应用 EL ISA法对 2 2 9例 HBs Ag阳性患者血清前 S1抗原进行检测 ,并和 HBV DNA与 HBV检测结果作比较分析 ,结果表明 :前 S1抗原和具有病毒活动性复制意义的指标HBe Ag和 HBV DNA有一定相关 ,γ=0 .9812 ,可以较好地反映 HBV DNA的存在或复制情况。虽然它们之间的检测结果有相互关联 ,但所表达的临床意义并不完全一致 ,因此认为 :对不同类型 HBV感染患者前 S1抗原与 HBV和 HBVDNA的联合动态检测有助于临床诊断。

论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

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1569年）开始正式设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最后完成，历时49年，先后共设置约30所。然对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学术界无人问津。本文细绎史料，认为明代宗学的设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明初建立的宗室教育机制的固有缺陷是明中后期设置宗学的内在原因；天顺以后王府官选用制度的蜕变、宗室犯罪率上升及犯罪类型多样、随着宗室人口剧增带来的宗禄问题是促使宗学设置的外在因素。

牛源化脓隐秘杆菌cbpA基因的克隆及原核表达

为研究化脓隐秘杆菌(A.pyogenes)CbpA蛋白的反应原性,本研究以A.pyogenes Hlj1005株为模板采用PCR方法扩增cbpA基因,并构建重组表达质粒pET-cbpA,将其转化至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Rosetta(DE53)plysS中,经IPTG诱导,用SDS-PAGE及western blot检测目的蛋白的表达情况及其反应原性。SDS-PAGE分析表明获得了约120 ku的蛋白。Western blot检测表明,CbpA蛋白可以与A.pyogenes阳性血清发生特异性反应,表明其有良好的反应原性。

“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特色——以明清江浙、山西、广东商人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大多认为“贾而好儒”是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特色之一。然而 ,在同时期的江浙、山西、广东 ,以及陕西、江西等地的地域商人中 ,这种“贾而好儒”的习性也甚为流传。事实表明“贾而好儒”并非徽商的特色 ,而是较为普遍的存在于明清时期的一般商人群体之中。明清商人较为普遍的“贾而好儒”是当时的文化经济环境及明清商人的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 ,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某些儒家观念对于商人集团的羁绊是不容忽视的。

抑商与通商:明太祖朱元璋的商业政策

朱元璋“抑商说” ,是一种传统的观点。事实上 ,“抑商”无法准确地概括朱元璋商业政策的真实内涵 ,既抑商又通商 ,才是对朱元璋商业政策的合理解释。这种商业政策是对现实中“物质关系”的反映 。

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

清前期的商业政策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

清朝统治的成功系多种因素交织而形成的合力所致。商业政策作为清朝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既非"汉化"独具的内容,也非满洲特性,不失为破解汉化史观和强调满洲特性二元对峙格局的一个考察视角。清前期的商业政策已非抑商,秦汉以来的制度化的抑商政策和措施已经灰飞烟灭,通商已成为清前期商业政策的基本取向。通商对经济的推动、民生的改善是显而易见的。而经济发展,边疆开发,各地区经济联系加强,各族皆从中受益,生存状态得到改善,经济力便会转化为追求统一的驱动力,即统一力。这既是清代多民族国家得以统一与巩固的基础,也是动力机制。于此,通商政策确有力焉。

论明清商人商业观的二重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 ,商人备受摧抑 ,逐渐产生了人格的自卑。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健康人格逐步形成。他们把从事商业视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方式 ,认为士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历史的阴影尚未从明清商人的心理完全褪去 ,旧的观念仍在左右着他们。明清商人的商业观呈现出二元的特点。

试论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

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开始正式设置,万历四十六年最后完成,历时49年,先后共设置宗学30所。明代宗学的设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明初建立的宗室教育机构功能的丧失是明中后期设置宗学的内在原因;宗室犯罪率上升及犯罪类型多样以及随着宗室人口剧增带来的宗禄问题是促使宗学设置的外在因素。

明代宗室攘夺财物的犯罪学研究

通过对明代各朝实录中宗室犯罪文献研究发现,明代宗室攘夺财物已非完全是宗室的个人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已呈现出某些团伙化或集团化的特征——结党抢掠。其主要表现为:一是邀约同一王府的宗室集体谋划,共同作案;二是召集恶少、蓄养无赖、串通盗贼,以为其打手帮凶。通过这些特征,也让我们看到了在明中叶宗室群体中下层成员的流氓化、无赖化的过程。明代宗室这些行为的产生是由明代宗室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性因素所导致的,其影响具有极大的消极性和负面性。首先,宗室攘夺行为给明代宗室群体的整体形象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为当时和后世的否定性评价提供了实证性的依据。其次,明代宗室的攘夺财物行为给明朝的历史命运也带来不小的影响。明代宗室攘夺,手段残忍,伤生害命,祸及百姓,激化了社会矛盾,并积累着民众对明朝国家的仇恨,把相当数量的民众推到了明朝国家的对立面,他们的行为起到了制造明朝掘墓人的作用。

福康安生年及身世考

清代乾隆朝叱咤风云的战将福康安的生年及身世，史学界有种种论说。经研究和考辨，福康安当生于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福康安为乾隆宠相傅恒之子而非乾隆的私生子。

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

乾隆末的中安宗藩关系屡经波折,频受考验,至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更跌入深渊,见诸兵戎,中安宗藩关系中断近两年之久,成为清代中安关系史上的一件憾事。但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双方友好交往的愿望是真诚的、强烈的。因此中安宗藩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乾隆五十五年解冻回春,全面修复。但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力肩重任,秉乾隆之命,实心办事,确立务实的安南问题处理方针,与阮惠进行外交斡旋,打破僵局,在保存清朝颜面的前提下赢得了和解,并促成阮惠进京展觐祝厘,且一路陪同,辛苦万端,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将中安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