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建构——儒家乌托邦的特点及其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功能

儒家乌托邦经历了两个形态的演变。“文本中的乌托邦”类似西方的蓝图-偶像崇拜式乌托邦,“语境中的乌托邦”则逐渐淡化了社会蓝图规划以及弥赛亚式偶像崇拜的经验内容,消解了转向社会运动可行性,抽象化为近似布洛赫式的超验乌托邦,从而在现实政治之上构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意义世界,为质疑、反思现实政治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王朝国家的属性,使之在“私天下”之外有了一定公共性、自主性以及自我调节机制。考察儒家乌托邦的这种历史演变轨迹及其政治功能,或许有助于拿捏政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提升人类的政治智慧。

论帝制中国的君权合法性信仰

根据文化人类学中拟剧理论和当代文化叙事学的某些视角,帝制中国所有与君权合法性相关的制度、行为、政策、言论、神话、仪式、名号等,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合法性叙事与表演,透过这种民族集体的或文化整体的连续表演和叙事,就可以发见绵亘于古代思想世界中的君权合法性信仰系统。其中,基于君德的合法性信仰为其核心,而基于君主受命于天的合法性信仰、基于君主显赫功绩的合法性信仰以及基于君主正当名分的合法性信仰则是其重要内容,它们在君权合法性的生成过程中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功能。

文化传统、制度创新与日本的“质量奇迹”

文章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认为,日本"质量奇迹"的取得是文化传统与制度创新合力的结果。这具体包括三个层次:深层次的由日本独特的文化传统所型塑的国民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宏观层次的政府各项规制体系,如支持型规制、惩罚型规制等;中观层次的各种社会组织中的科学管理制度,如企业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职工中心主义以及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等。这三个层次的有序存在和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日本质量管理的发展和进步。

政治情境中的“华夷之辨”——秦汉以后“华夷之辨”的历史语境与意义生成

在儒家"华夷之辨"的经典话语中,固然以强调华夏文化的先进性和主导性为核心,但"华""夷"文化的高下之分又必然表现为区域分布上的内外之别以及因语言、生活、风俗习惯不同而形成的族群之分,几个层次的含义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秦汉以后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实际上存在着对上述经典话语的四种具体表达形态和意义类型。政治斗争情境,特别是当时统治者的合法化策略实际上主宰了"华夷之辨"的意义生成与知识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普遍规律,印证了将政治思想本身视为政治行动的观点。但是精神活动过分实用化、功利化,亦步亦趋地紧跟政治现实,又容易造成思想和知识生产上的短期行为,不利于一个民族精神上的成长和政治文明进步。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君权与相权冲突问题———兼论官僚组织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关系●张星久有关君权与相权的冲突问题虽是学术界的一个老话题，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似乎仍有讨论的必要。作为统一的封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君权与相权冲突的体制性根源究竟何在？其冲突...

帝制中国的两种基本“公”“私”观及其制度表现——一个从制度回溯观念的尝试

在帝制中国的政治制度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公”“私”观和制度设计原理,一则肯定君权的绝对性,以是否满足君主个人意志以及皇家利益为“公”“私”标准;一则以是否符合儒家式“天理”与“民心”价值观、是否符合较为抽象的国家共同体利益为“公”“私”分野。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演变史,可谓两种“公”“私”观相互摩擦、渗透的过程。尤其是儒家式“公”“私”价值观对专制制度的濡染与重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某种平衡、约束君权的机制,使得专制国家往往能够逸出“私”的原初目标而兼具公共性和自主性。

论学术规范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话语”构建

构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话语",关键在于研究者能够提出好问题、"真问题",创造性地引入和运用方法,并在研究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产出有学术声誉和影响力的成果。"真问题"应有可质疑性、有研究价值和必要性,并且因大体暗含了研究方法、范围而具有研究可能性。应在弄清楚方法的含义、层次以及问题与方法之间内在联系的前提下,选择恰当的方法组合,并且经过方法引入与激活环节,形成研究问题的独特理论立场与框架。价值承当与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是学术研究的一体两面,二者不仅不矛盾,而且相互联系、相得益彰。

母权与帝制中国的后妃政治

在帝制中国的文化观念和制度安排中,既有从制度上强调男权中心、排斥否定女权的一面,又因"孝道"观念、君主制度的基本缺陷等因素而存在着肯定母权、依赖母权的一面,由此形成一方面谴责防范后妃干政、一方面后妃干政又层出迭见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后妃作为一种"幕后替补力量"至少使皇权得以象征性地维持,使专制国家得以继续运转。不过,后妃干政的合法性资源主要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孝道"层面,其制度层面上的合法性资源毕竟不足,所谓"女祸"其实是在统治集团各个方面的共同参与下完成的。透过上述制度设计缺陷和话语系统的矛盾,也不难进一步看到传统政治思维和政治智慧的严重缺失。

象征与合法性:帝制中国的合法化途径与策略

政治统治可被视为权力合法性的实践与生成过程,而合法性实践既是统治者迎合"文化剧本"、即呈现和表演都深藏于一个文化传统中的合法性信仰的过程,又是统治者对这些合法性信仰的操控过程。正是这种表演和谋划,直接导致了帝制中国的一整套合法性的象征系统如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政策过程与文化符号等等;存在于这一象征系统中的元叙事,就是以现实中的君主("时君")为指向的合法性论证,各种种种后果主义、功利主义、化约主义和命定论则是这种合法性论证的基本策略和逻辑,其目的在于缩小甚至混淆现实中的统治者(时君)与"理想君主"之间的界限,以缓解那"永恒的合法性困境"。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新论

嫡长制继承制是我国古代国家政治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它对于减少政治继承中的冲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稳定有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符合儒家思想的家族本位观念和最低政治目标，因而被视为专制时代皇位继承制度基本的和理想的形式，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获得了政治文化方面的“卡里斯玛”合法性。然而，这种非智能型选择方式又会直接导致君主的权力与实际政治能力之间的脱节与矛盾，从而对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内部自我调节机制的发育成长以及专制政体的内部矛盾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民本”与现代民主——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与局限

从儒家民本思想内部很难直接生发出现代民主政治,在现代条件下,儒家所依托的传统政治结构早已不复存在。但在实现了和旧制度的剥离之后,这一思想中的某些基本观念经过现代话语的阐释、转化,就可以嵌入民主政治的观念结构或制度伦理之中,成为非常有价值的民主政治文化资源。当然,总体上看,儒家民本思想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民主政治的要求是存在着区别和严重冲突的。

论帝制中国监察谏议制度的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所谓"制度精神",主要是指一种制度所蕴含的有关人类行为模式的基本假设或预判,以及该制度设计的主要"用意"(价值导向、目标约束)和实施方法、原则。通过历史和逻辑结合的方法可以发现,蕴含于中国古代监察、谏议制度中的主要精神包括:关于预判人性存在缺陷、假定人具有以权谋私可能性的"幽暗意识";关于最大限度地监控、防范人性缺陷,保证各级当权者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的基本目标和指导思想,以及关于兼顾监察绩效与行政效率、惩治腐败与道德教化相结合的各项实施原则与操作方法。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权力监控领域内带有普遍性或规律性的认识,对于重构我国当代权力监控体制与廉政文化的"人学"基础,澄清廉政建设中若干重大认识问题,构筑起科学合理的权力监控机制和制度体系,提升预防与惩治腐败方面的操作性智慧,都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对传统社会宗族、乡绅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走出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认识误区就会发现 :乡绅、宗族势力这类乡村“内生权力结构”固然有着与专制国家共生同构的一面 ,但在他们主持下的地方自治实际上又是社会制约国家权力的一种形式 ,而在农民、乡绅、宗族之间除了阶级关系之外 ,还存在着某种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乡绅、宗族组织在慈善救济、教育、治安等公益事业方面和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造成了当时意义上的“小政府 ,大社会”局面 ,客观上对农民有利 ;在国家赋役不堪重负或天下大乱时 ,乡绅、宗法力量主导的自治自救活动既可避免社会的全面崩解 ,担负起文明储存器的功能 ,也可以为农民提供一席避难之地。同时 ,宗族关系在支撑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归属感和生命的“意义世界”方面 。

对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授权制操作的建议

对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授权制操作的建议●张星久徐东林宋宏全所谓法人授权制就是将银行经营管理的一切行为最大限度地制度化、规范化，通过授权和转授权，明确工作目标，监督工作过程，考核工作成果，从而实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法人授权制必须坚持三个原则：理论性，其一，...

从民主政治的“深层结构”看儒家文化的现代境遇

在儒家和现代民主政治之间,固然存在着诸如人性论、知识论等“深层结构”方面的冲突,但儒家素朴的、“日常生活”的智慧如“恕道”、“常道”精神,戒慎恐惧思想,以及中庸思想和“民本合法性”思想等,确实是构建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有益资源。

从族谱看传统政治思想的民间表达与实践

族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政治思想史文献。本文通过对129个族谱样本政治词汇与观念的分析,探讨了主流政治思想在基层社会中如何被表达,以及如何参与民间政治秩序建构的问题。来自国家的政治观念主要通过附着于族谱的“自家人”语言之中,“化身”为家族伦理和民众生活的常识常理,渗透到基层民众的生活世界,进而参与基层社会的政治秩序建构。传统政治思想的这种民间表达与实践方式,既是国家和社会双方互动的产物,也构成了中央集权下基层社会“简约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

康有为与清末帝制合法性危机

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康有为,"保皇"只是他实现社会根本变革的策略。而"思想家康有为"则是一个帝制合法性的颠覆者。他与追随者所宣扬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和孙中山等革命派思想一起汇成巨流,彻底荡涤了支撑传统帝制的各种观念体系,使得上述现代政治价值观深入人心,促进了以帝制为象征的政治合法性的革命性转型。

试论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成长机制

试论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成长机制张星久一、引言众所周知，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由君主独占国家最高权力并采取君位世袭制的专制政体。从现代民主政治的立场上看，这种由个人意志决定国家命运、以追求一姓私利为根本目标的“人治”和“家天下”政治，无疑是一种...

农村宗族问题与村级治理的初步研究——以湖北省农村为例

通过对湖北一些农村宗族活动的基本情况及宗族意识与村治的相关性问题的走访、调查表明 :宗族活动确实在湖北一些地方有所恢复 ,但远非人们起初想象的那样严重 ;宗族文化的价值观对村级治理中的权力关系确实还有一定影响 ,但宗族文化作为一种政治亚文化形态 ,给人总的印象仍是日趋衰微的 ;在村治过程中 ,公共伦理而非家族伦理仍是占主导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