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体制改革与宪法修改之学理阐释

监察体制改革是我国国家机关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监察委员会是反腐败的专门机关,其地位与一府两院平行。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对我国国家机构体系将产生重大影响,由此产生一系列的宪法和法律问题,其中监察委员会建构的合宪性问题尤其突出。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具有合宪性,但并没有直接的宪法依据,其合宪性只能从《立法法》第十三条推定。由此可见,监察委员会制度虽然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建立,但法律的规定不能代替宪法的规定,无论是先修改法律还是制定新的法律,都必须通过修改宪法才能使法律与宪法保持一致,在宪法解释无法满足合宪性的条件下,修改宪法是必要的。通过对现行宪法有关国家机构规定的全面分析与整理,根据宪法原理阐释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和职权,从学理的角度提出宪法文本的如下修改建议:监察委员会要向同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但不接受质询;监察委员会不能对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任命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实施具有强制性的监察措施,但可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专门报告或者监察建议;监察委员会在行使侦查等司法性权力时,应当适用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受到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制约。

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的回顾与前瞻——基本法实施中的青年、媒体、教育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香港基本法颁布已有25周年。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的实施也遭受了诸多挑战,产生了系列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香港行政主导体制不彰,特区政府施政不畅,政制发展问题陷入僵局,经济结构和产业转型困难,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对立撕裂严重,国家认同淡漠,人心回归没有完成,本土意识滋长甚至产生分离主义和独立主义倾向,高度政治化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愈演愈烈,基本法实施迈向深水区,依法治港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渐次凸显。其中媒体、青年、教育问题尤为引人瞩目,这三大问题对基本法顺利实施的影响重大,且三者具有多元面向之间的复杂勾连关系,成为当下内地和香港基本法学者共同关切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2015年5月23日,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港澳与内地合作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深圳大学中心、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三家单位邀请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州社会主义学院、深圳大学的二十多位知名学者和全国人大港澳基本法委员会、广东省政府港澳办、香港中联办深圳培训调研中心等实务部门的领导,以及《法学》和《江汉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同志,围绕基本法实施中的媒体、青年、教育以及香港的本土意识和社会思潮等问题展开卓有成效的探讨。

特别行政区宪法解释提请权的法理依据与实践动因

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实践证明,如果不能将宪法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的治理,基本法难以独自支撑。所以,特别行政区应从基本法治理向宪法和基本法治理转型。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主要是宪法适用和宪法解释问题。宪法和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的国家机关在何种条件下有提请解释宪法的权力,立法法也没有对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的违宪审查要求权作出规定,实质上未能正确地对待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地位,不利于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和解释,也不利于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政府适用宪法实现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所以,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宪法解释提请权的运用虽然是宪法适用和宪法解释的程序性权力,但符合我国的宪法体制和宪法解释原理。通过宪法解释提请权的行使,可以解决特别行政区法制实践中的紧迫问题,从而维护"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权威。

论检察建议的监督属性——以行政公益诉讼中行政机关执行检察建议为视角

厘清检察建议能否构成行政机关作为义务的来源,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正确运作的前提,其有赖于行政作为义务理论的深入认知。我国行政作为义务来源理论经历了形式主义论和实质主义论的分野,又可分别细化为严格形式主义、完全形式主义、司法实质主义、立法实质主义四种观点。但它们均秉持行政作为义务认定中的"直接效力原则",即在内容上应以是否可以直接对行政相对人产生行政法效力为准,在主体上应以是否为宪法分权机关所作出的对行政机关产生直接法律拘束力的行为为准。检察建议具有监督属性,其不直接为行政机关设定法定职责,不具备刚性的法律效力和可预期的在先效力,不直接介入行政法律关系,不属于行政法调整范围。因此,诉前程序中行政机关不执行检察建议,不宜认定为行政不作为,也不宜认定为具有将行政作为违法转化为行政不作为的作用,而检察建议的程序性义务内容则宜认定为具有司法性的法律义务。

检察机关一般法律监督权:规范内涵、宪制机理与调整方向——兼论检察院组织法原第5条的修改

七九检察院组织法与八三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均采取列举式立法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进行规定,历来聚讼纷纭,宜从规范内涵、宪制机理和法律调整三方面对这种列举加以重新解释和塑造。根据体系解释,七九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是对七八宪法有关一般法律监督权规定的强调和探索,七九及八三检察院组织法第5条以双重规范结构对其第1条所明确的一般法律监督权进行了体系化落实,八二宪制则整体承继并发展了七八宪制下的一般法律监督权。我国人大架构下的控权需要决定了一般法律监督权的普遍监督品格,宪法的立法性适用体制蕴含了一般法律监督权的宪法实施功能。修订检察院组织法的职权列举条款,应尊重组织法的统合指导作用、实现诉权监督引领下具体监督职权的体系化重构,根据监督型宪法控权原理、配置对国家监察委履职的衔接和监督条款,参考合宪性解释理论、写入法律监督的宪法要求条款等,以促进检察监督职能优化、配合国家宪制调整,并合理彰显法律监督的宪法价值。

中央立法审查权与香港司法审查权的潜在冲突刍议——以香港基本法第17条发回权条款不确定性为视角

央港关系的矛盾在基本法世界中具有普遍性。作为一种宏观的政治构想,"一国两制"事业的繁荣发展有赖于人们运用法治思维,在基本法实践过程中积极正确地对待央港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步加以推进。香港基本法第17条在处理中央立法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立法权的关系中具有枢纽地位。由于规范结构和立法原则上的深层规限,其第3款设置的中央立法审查发回权条款在启动理由和运行程序上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酝酿着中央立法审查权和香港特区司法审查权的潜在冲突可能。中央立法权与香港特区自治立法权的划分是一个难点问题。厘清发回权条款的规范疑义及其法律效果,明确中央立法审查权的主导地位,可将长期受到遮蔽的中央立法审查权与香港司法审查权之间的潜在冲突消解在萌芽状态。

从“代表机关尊位原则”到“代表履职本位原则”——我国人大代表人身特别保护制度的宪法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大代表人身特别保护制度,有力地保障了各级人大代表的人身自由,对我国人大制度的健全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非经本级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的许可,县级以上人大代表不受逮捕、刑事审判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理念、制度与走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盘点

法治政府建设应遵从法治主义的基本要求,体现法治政府的主要面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国进路,实现了从被动回应型向主动改良型的理念转型,展示了法治后发国家在现代化模式之中的务实选择。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行政权力构造体制、行政权力运行体制、行政权力监督体制、行政权力的规范体系,在取得较为辉煌的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问题亟待完善。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经验表明,我国现行的法治政府建设路径符合我国的基本状况,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较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法治建设的中国探索,从传统现代化模式中开辟出一个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法治之道,将有助于实现我国的现代转型,并为世界的多元现代性方案提供中国经验。

论人大代表人身特别保护许可权的合目的性审查原则——相关地方性立法及其备案审查的展开讨论

《代表法》第32条第3款确立了人大代表人身特别保护许可权的合目的性审查原则。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地方人大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于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保证宪法法律的正确解读和执行拥有重要的宪法职责。地方人大如何理解代表特别保护许可权的规范内涵,成为合目的性审查原则能否得到正确实施的前提和关键。但通过梳理可以发现,这一原则在地方性立法中未能得到良好落实,存在大量问题。我国就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法监督确立了双轨制的备案审查体制,但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审查体制存在着审查主体和提请主体位阶过高、备案审查动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亟待改善,以促进我国人大代表人身特别保护许可权的合目的性审查原则的落实。

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宪法解释提请权的制度空间

特别行政区治理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实践问题表明,“一国两制”丰富的宪法内涵和深远的宪法价值亟待得到准确解读,并通过恰当的宪法解释机制导入特区现实治理中。目前,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对特区释宪提请权缺乏确认,立法法框架下通过取消特区立法机关的宪法审查要求权从而取消了特区所有国家机关的相应权力,特区仅有部分国家机关具有宪法审查建议权但缺乏提请动力。特区国家机关行使宪法解释提请权是一种宪法义务,符合国家宪法体制,也体现了特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宪法职责。在尊重基本法主导作用的同时,通过将宪法解释提请权赋予特区行政长官,强化特区治理中的宪法要求,巩固特区的宪制秩序,有利于促进特区治理方式的时代转型。

港澳与内地法治政府建设分野与合流初探

港澳特别行政区的法治政府建设作为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侧翼,具有重要的比较研究价值,可以从宏观方面予以初步总结。香港地区的法治政府建设秉持英美式自由主义治理观念,形成了可资借鉴的多种先进制度,其行政主导体制正逐步得到巩固。澳门地区的法治政府建设则深受大陆法系国家法治理念的影响。由于两制差异,祖国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着较多区别,但在一国之下,三地法治政府建设的融合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念基础、制度基础和经济基础。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出台,三地间的法治政府建设必将出现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协作的合流趋势。

宪法审查与宪法解释的关联性——国家机关提请权框架下的展开

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可以推定,国家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如果认为相关宪法行为存在宪法疑义或者有可能抵触宪法,则相关国家机关拥有宪法审查提请权和宪法解释提请权。在国家机关直接提请宪法解释的情形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仅对宪法规范本身进行解释,不涉及宪法审查的问题。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实行抽象审查的体制,针对相关宪法行为的审查提请均转化为对相关行为所适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审查。当相关行为是适用宪法作出时,宪法审查转化为宪法解释。当相关行为是适用法律作出时,由于法律的合宪性推定原理,法律的宪法审查与宪法解释存在绝对关联性,启动法律的宪法审查即启动宪法解释,无解释即无审查。当相关行为是适用法规以下规范性法律文件作出时,一般情况下仅进行法律审查,不涉及宪法审查和宪法解释的问题。但在某些例外情形下,针对法规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宪法审查与宪法解释具有绝对关联性,同样遵循无解释即无审查的关联性原理。

中国民间金融法律制度改革初探——从“吴英案”看中国民间融资困境及解决之道

金融自由与经济自由是现代宪政的基本价值之一。"吴英非法集资案"反映出目前中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困境,表现为自身发展困局、宏观经济困局、金融体制困局和法律体系困局等四大困境。本文以势、法、术为要点,论证指出破解中国民间金融发展困局的三个主要维度分别是政策精神层面、法律规范层面和制度建设层面。

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书——对澳门基本法有关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规范的法理解读

澳门基本法有关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具有权利主体多样、立法科学有力、权利内容广泛的总体特点。具体而言,在权利主体上,澳门基本法围绕一国前提和两制差异作出特色安排,有利于"一国两制"宪法精神的贯彻落实。在立法技术上,澳门基本法广泛吸取"八二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立法经验,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对澳门居民权利与自由作出科学有力的宪制保障。在权利内容上,澳门基本法不仅体现出鲜明的权利增量特色,并根据平等权、政治自由、人身自由、信仰自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权利类型的不同分别作出独特的法律考量。回归二十年以来,澳门基本法有关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很好地回应了国家主权意志、特殊区域情况的多元需求,极大地保障了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为澳门实现长期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理念、制度与走向: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盘点

法治政府建设应遵从法治主义的基本要求,体现法治政府的主要面向。改革开放40年来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国进路,实现了从被动回应型向主动改良型的理念转型,展示了法治后发国家在现代化模式之中的务实选择。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行政权力构造体制、行政权力运行体制、行政权力监督体制、行政权力的规范体系,在取得较为辉煌的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亟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