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总体规划中结构性分区的创新探讨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阶段,不同类型的规划在土地用途管制上有差异化的需求,单一的用地分类标准无法完全适应。为探索面向大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的土地用途管制的创新路径,分析日本、新加坡、加拿大在上述两类规划中的土地用途管制方式和彼此之间在用地上的规划意图传导手段;总结上海总体规划编制中有关土地用途管制的分区探索经验。研究发现,用途管制应从依赖用地分类的技术标准向依托分区的政策工具转型;可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采用“结构性分区”落实战略性意图,打破传统规划体系中用地分类的“树形结构”,打造不同规划类型下的差异化土地用途管制工具;并通过用地兼容性、妨害性的原则进行探索,在保障不同规划类型保持各自工具理性的同时,提高土地用途管制意图在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之间的传导效力。

约束传导:“上海2040”分区指引编制技术方法探索

现阶段大城市总体规划面临规划与实施脱节的困境",上海2040"率先探索"分区指引"编制改革,从分区维度构建总规管控体系,传导全市总规核心内容,以保障总规的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传统分区指引往往形式认同大于实施效用。新时期,分区指引应成为面向实施的政策性文件、面向规划的技术性指引、面向体系的协商性平台。以"任务书"为形式体现法定地位;以"行政区"为边界对应行政事权;以"刚性管控"为核心保障传导效率;以"一文一表一图"为体例精简指引表达;以"事权边界"为准绳明确指引深度;以"动态协商"为机制衔接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

控规修改的市场公平及公众利益影响——对昆明市控规修改的数据分析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实施,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控规"编而不批、报而不审"的现象,且控规修改情况越发频繁。在此背景下,文章以昆明市的控规修改为例,对控规修改的结果进行了数据分析,其分析采用"统计+实证"的方式,基于地块和片区两个层面展开;从开发强度、土地利用和建筑形态等方面探究控规修改后的结果,并指出控规修改对于规划落实、市场公平和公众利益的影响。

跨行政区划的武汉大都市区发展路径思考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核心城市的能级提升,划定多层次的区域单元是特大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面向2040的武汉提出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通过区域协作,共同实现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的共同发展、生态的共同保护、设施的共建共享。通过对国内外大都市区划定方法的总结,划定武汉大都市区的范围及协同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