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法院管辖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完善——兼谈专门管辖的合理性

互联网法院是司法适应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在设立初期,依靠高效的在线诉讼方式及对涉网案件的专门化审理,互联网法院基本实现了“涉网案件网上审”的目标。但随着互联网法院管辖规则的出台和在线诉讼的普及,互联网法院因定位不清暴露出了管辖范围、管辖连接点、协议管辖效力等方面的问题,也因此与普通法院产生了管辖冲突。互联网法院管辖模式亟需转型。对此,可充分利用互联网法院针对涉网案件进行审理的特点,借用专门管辖的相关规定,赋予互联网法院专门法院的定位,构建完善的专门管辖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解决互联网法院管辖所面临的各类问题,更好地发挥互联网法院在司法改革中的引领作用。

手术治疗复发性原发颅内黑色素瘤1例并文献复习

目的 探讨原发性颅内黑色素瘤的临床表现、诊断及复发后的治疗。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022年4月收治的1例经病理检查证实的原发性颅内黑色素瘤复发病例,结合相关文献总结颅内黑色素瘤的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病理诊断及治疗方法。结果 患者经首次手术全切除后病理报告为恶性黑色素瘤,术后未行放化疗等后续辅助治疗,随访7年余复发,二次术后恢复良好,随访5月余未见复发。结论 原发性颅内黑色素瘤长期生存者较罕见,其影像学表现多变,术前易误诊,手术全切除是治疗关键,对于复发病例重复切除仍是延长生存期的方案;放化疗效果不确切,手术结合立体定性放射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综合方案似乎是原发性颅内黑色素瘤的最佳方案。

基于“3P”交互啮合模型的教学模式在病理学“金课”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目的:探讨基于“3P”交互啮合模型的教学模式在病理学“金课”建设中的应用效果。方法:2021级病理专业医学生6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30例。观察组采用基于“3P”交互啮合模型的教学模式,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比较两组学生考试成绩、能力提升及教学满意度。结果:观察组学生阶段性总成绩(83.18±3.91分)、期末理论考试(87.80±4.33分)、实验考试(88.30±5.61分)及总成绩(88.00±4.08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学生问题探究能力(86.00±4.99分)、自主学习能力(86.50±3.64分)、知识应用能力(84.67±4.83分)、科学创新能力(85.60±4.12分)、分析问题能力(86.47±5.53分)及临床思维能力(88.83±4.42分)、逻辑思维能力(85.67±5.89分)明显提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观察组学生的满意度评分87.67±3.98分,高于对照组的78.40±5.67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基于“3P”交互啮合模型的教学模式可明显提高病理学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及学习能力,有利于打造病理学“金课”。

传统工业城市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对策研究——以广西柳州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三个维度”举措为例

传统工业城市要实现工业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以赋能工业经济。作为广西传统工业基地的柳州,在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工业经济创新发展方面,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路子。柳州的举措主要是从政府、企业以及多方参与形成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平台的“三个维度”加速推动数字产业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共同促进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些举措对传统工业城市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足三里穴位注射联合应用胃肠起搏仪改善老年人功能性便秘的效果观察

目的:探讨足三里穴位注射联合应用胃肠起搏仪改善老年人功能性便秘的效果。方法: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2020年1月—2020年6月收治的30例消化病区病人作为对照组,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2020年7月—2022年4月收治的30例消化一病区病人作为观察1组,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2020年7月—2022年4月收治的30例消化二病区病人作为观察2组。对照组接受健康教育加常规缓泻剂药物治疗2周,观察1组在健康指导基础上接受足三里穴位注射,观察2组在观察1组基础上联合使用胃肠起搏仪。治疗第2周、第4周、第8周由消化专科医师评估病人便秘症状,治疗第2周、第4周、第8周进行综合效果判定。结果:治疗第2周,观察1组、观察2组每周排便次数、每次排便时间、大便性状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治疗第4周,两个观察组每周排便次数评分低于对照组,且观察2组每周排便次数评分低于观察1组(P<0.05);治疗第8周,观察1组每周排便次数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观察2组每周排便次数评分低于观察1组及对照组(P<0.05)。结论:足三里穴位注射联合应用胃肠起搏仪对缓解老年人功能性便秘具有一定作用,其对每周排便次数的积极影响持续时间长于仅接受足三里穴位注射。

海量证据的抽样取证规则探析——以信息网络犯罪为视角

近年来,信息网络犯罪数量大幅度上升,案件所涉证据通常呈现海量化的特点。为解决海量证据所带来的侦查与办案困扰,有必要适用抽样取证规则以探索案件的总体情况与规律。但实践中海量证据的抽样取证规则尚未落地,在适用条件、方法、程序、对结果的异议处理等方面尚未规范化,易出现影响抽样取证证据的证明效力等问题,故亟须建构起更加完备的抽样取证规则,以解决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的证据海量化问题。

管道滑脱不良事件的质性研究

目的了解护理人员在管道滑脱不良事件中的身心及认知体验,为更好护理和保障患者管道安全提供参考。方法以目的抽样法选取2021年4月1日—2021年4月30日镇江市某三级医院11名管道滑脱不良事件当事护理人员为受访对象,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式深入访谈,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资料。结果归纳出管道滑脱不良事件当事护理人员的3个身心体验主题:心理体验、躯体体验和认知体验。结论管道滑脱不良事件对当事护士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管理者应支持管道滑脱不良事件中当事护士,关注事件盲点,对事件进行全面分析和改进,才能保证患者管道的安全和畅通。

HAX1及VEGFA表达与脑胶质瘤预后的相关性及临床价值

目的探讨造血细胞特异蛋白1相关蛋白X1(hematopoietic cell specific protein 1-associated protein X1,HAX1)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A,VEGFA)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及相关性,以及与患者术后生存时间、预后的关系。方法UALCAN数据库分析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multiforme,GBM)组织中HAX1及VEGFA mRNA的表达水平;GEPIA数据库分析GBM组织中HAX1与VEGFA表达的相关性;qRT-PCR法检测30例脑胶质瘤及12例正常脑组织中HAX1及VEGFA mRNA的表达;组织芯片结合免疫组化法检测214例脑胶质瘤组织及86例正常脑组织中HAX1和VEGFA蛋白表达水平,分析两种蛋白表达的相关性及两者与脑胶质瘤临床病理特征及患者预后的关系;GEPIA数据库进一步分析两者表达与胶质瘤患者预后的相关性。结果数据库分析结果显示,HAX1和VEGFA mRNA在GBM组织中均高表达(P=3.874100E-02,P=1.62436730732907E-12),且两者在脑胶质瘤中表达呈正相关(r=0.14,P=0.00039);qRT-PCR结果显示,HAX1(1.66±0.40)和VEGFA(2.75±0.73)mRNA在脑胶质瘤组织中均高表达(t=4.744,P<0.0001;t=8.263,P<0.0001);免疫组化结果显示,与正常脑组织相比,HAX1(67.8%,145/214)和VEGFA(72.0%,154/214)蛋白在脑胶质瘤组织中的阳性率更高(χ^(2)=29.174,P<0.05;χ^(2)=33.477,P<0.05),且两者表达呈正相关(r=0.593,P<0.05);HAX1和VEGFA蛋白表达均与行为状态评分(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KPS)、组织分化程度、WHO分级、p53及Ki-67蛋白表达密切相关(P<0.05);生存分析显示,HAX1阳性及VEGFA阳性患者的总生存率(5.5%、6.5%)明显低于HAX1阴性患者(62.3%、68.3%)(P<0.001),且两者均阳性的患者总生存率(4.6%)更低(P<0.001);预后分析显示,HAX1蛋白阳性(HR=1.746,P=0.026)、VEGFA蛋白阳性(HR=2.760,P<0.001)、组织中+低分化(HR=3.097,P=0.034)、WHO高分级(HR=1.533,P=0.005)及Ki-67蛋白阳性(HR=1.827,P=0.011)是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GEPIA数据库分析结果亦显示,HAX1(HR=1.4,P=0.004)与VEGFA(HR=4.2,P<0.01)表达与患者生存呈负相关。结论HAX1和VEGFA在脑胶质瘤中高表达,其参与了脑胶质瘤的恶性生物学进展,并影响患者预后。

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宣纸文创设计研究--以中国宣纸文化园为例

本研究探讨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宣纸文创设计的现状和发展路径。通过对中国宣纸文化园的产品案例进行分析,探讨目前中国宣纸文化园产品近况,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通过联合该地域其余文化遗产对宣纸文创产品进行再创作。本研究旨在为宣纸文创产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并借助宣城文创产品对该地域的其余文化进行宣传,以此推动乡村经济的振兴及地域文化的宣传。

测速机组数据采集的技术改进

针对测速机组的测试电机试验时间紧、线性误差计算耗时长、纸质数据不便查询等问题,研制了一套测速机组的测速电机测试系统。主要用于测试测速机组中测速电机的输出斜率、纹波系数、线性误差等性能指标的自动化测试,测试数据以电子表格方式进行保存,提高试验效率,缩短试验时间,为无纸化作业奠定基础。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做好公安期刊选题策划和成果报道

阐释、宣传好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的公安工作新实践新成果,是公安新闻宣传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使命。本文以公安业务期刊《中国警察》为例,结合具体办刊实践和选题内容,分析论述了《中国警察》杂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聚焦主责主业,加强选题策划,努力探索传播好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公安机关平安建设、法治建设成果的创新路径,旨在促进公安业务期刊影响力与公信力不断提升。

邓小平在长征前后

1934年10月,由于未能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邓小平随红军总政治部机关被编入第2纵队,踏上了万里征程。1935年10月,他随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的吴起镇(今吴旗镇)。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肃下寺湾同红15军团会师。

邓小平的旅欧岁月

1920年9月,16岁的邓小平从上海乘船赴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底,他离开莫斯科,于1927年2月辗转回到中国。期间,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5年零3个月时间,在苏联生活了近1年时间。旅欧6年多时光,在邓小平的人生和事业中是至为重要的阶段。

SPY1和p27^(kip1)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SPY1(Speedy A1)和p27^(kip1)(cyclin-dependent kinase inhibitor 1B,p27)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采用生物医学信息数据库分析子宫内膜癌中SPY1、p27^(kip1) mRNA表达水平;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及蛋白质印迹法检测子宫内膜癌及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SPY1、p27^(kip1)蛋白的表达水平,并分析其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参数、激素受体、癌症基因组图谱分子分型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通过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应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子宫内膜癌患者的预后因素。结果:SPY1在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蛋白质表达水平显著高于不典型增生的子宫内膜及正常子宫内膜组织(P=0.009),p27kip1在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蛋白质表达水平显著低于不典型增生的子宫内膜及正常子宫内膜组织(P=0.001);SPY1蛋白表达与肿瘤病理分级(P=0.023)、国际妇产科协会(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FIGO)癌分期(P=0.003),肌层浸润深度(P=0.010)及淋巴结转移(P<0.001)有关,p27kip1蛋白表达与肿瘤病理分级(P=0.001)、FIGO癌分期(P=0.001)及淋巴结转移(P<0.001)有关;SPY1与p27kip1表达呈负相关(r=−0.563,P<0.001);Kaplan-Meier预后分析表明SPY1高表达患者生存率低于低表达患者(P<0.05),p27kip1高表达患者的生存率高于低表达患者(P<0.05)。Cox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表明FIGO癌分期(P=0.023)、病理分级(P<0.001)、淋巴结转移(P<0.001)及p27kip1表达(P<0.001)可作为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独立预后指标。结论:子宫内膜癌组织中SPY1蛋白呈高表达,p27kip1蛋白呈低表达,且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可用于评估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和发展。

邓小平指导科学评价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能否正确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共产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邓小平在领导党和国家摆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过程中,又用了极大的精力来解决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与抗战时期党的建设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全民族抗战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与壮大,全国党员人数从全民族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抗战胜利后的12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磁柱作用。作为八路军第129师政委和中共太行分局书记、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对这一时期党的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为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前后

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遭到过严重挫折。党在工作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党的领导、党的工作也出现了一些缺点。身处一线工作的邓小平,深感“这几年许多同志忙于具体工作,不大谈党的问题,不大注意党的建设”,深感这几年党的会议没有对党的建设给子一定重视。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前后,他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党的建设进行了认真思考,提出了有积极意义的探索成果。

邓小平与1975年整党

“双突”、派性问题须“很严重”1973年8月中共十大后,江青集团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打击周恩来、叶剑英和一批军队干部。在“四人帮”煸动下,产生了一批“反潮流战士”。他们打着“反复辟”“反潮流”的旗号,向各级党组织发动全面夺权。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关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全会之所以能实现伟大转折,与邓小平在这次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挥的关键作用密不可分。

邓小平七下莫斯科

在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一生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参与中共对苏事务无疑是其中值得浓墨书写的篇章。他曾多次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反对党与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中共反对苏联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他作为重要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