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危为机?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治理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对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也是对各国机遇管理能力的一场大考。相比之下,中国及时有效地控制疫情的蔓延,有力提高了政府的公民信任度。本文认为,中国成功的机遇管理是由其制度安排、治理结构以及战略决策所决定的。集中统一的政治领导制度、单一制政府结构、绩效合法性和高度公民信任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同时中国的危机管理经验和能力促进了快速、有效的综合协调。此外,国家最高领导人利用此次危机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领导力,推动了宏大的改革议程。这些成功因素的本质与有效性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独特环境。

联合国系统的行政趋同?——长期以来四个联合国组织的行政改革模式研究

本文探讨长期以来联合国组织为何以及如何改革其行政机构和流程,探讨能否在联合国系统中发现趋同的行政模式。与大多数国家一样,按照新公共管理或后新公共管理范式等进行的改革讨论已渗透到国际组织的公共行政中。在此背景下,联合国的国际公共行政中也产生了关于国家官僚制度趋同问题的讨论。一方面,类似的挑战、共同的改革“方式”以及联合国系统内部日益增多的交流使趋同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不同的任务、管理风格和路径依赖可能支撑着不同的改革轨迹。趋同问题是通过衡量改革的频率、方向和理由来解决的,使用的样本来源于四个联合国专门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国际公共行政。我们发现,趋同取决于改革领域(人力资源或组织事务比其他领域更为协调)和时间(一些国际组织的公共行政改革比其他组织的时间更快或更早)。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饮用水的可及性:发展型国家理论重要吗?

本研究使用了来自14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数据,调查了发展型国家理论与加强改良饮用水水源可及性、减少城乡在改良水源和家用自来水可及性方面不平等的相关性。尽管发展型国家改良的水源可及性和城乡不平等的情况似乎比非发展型国家更好,但我们尚未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撑“发展型国家方法是最佳选择”这一说法。令人意外的是,腐败在发展型国家的影响高于非发展型国家。此外,发展型国家和非发展型国家都没有在饮用水供应项目上投入大量资金。我们发现,相较制度类型,人口总量增长率是最强的预测因素。本研究还确定和讨论了解释发展型国家和非发展型国家样本之间差异的因素,并概述了影响。

工作流程的设计因素分析:对南非地方政府行政的影响

工作设计,尤其是工作流程设计,一直是组织发展研究的焦点。然而,在公共行政领域,很少有对其相关性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本文分析了工作流程开发时需要考虑的重要设计因素。在南非发展型地方政府背景下,这项研究的相关性至关重要,因为许多市政当局正努力将服务提供的管理流程制度化,以有效提供基本服务。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的定量研究方法,样本包括来自南非三个城市的250名员工。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确定关键因素对地方市政当局工作流程设计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被测试的8个关键因素中,地方政府雇员参与工作流程开发、有效的市政通信设备与工作流程设计显著相关。我们的结论是,工作流程设计应让员工通过自由和公开的沟通参与其中,允许所有利益相关者分享服务供给的共同愿景。对于发展中国家制定政策,以在类似的地方政府背景下实现有效工作流程,研究结果进一步提供了理论支撑框架。

连锁性排斥:行政负担与获取公民身份——以阿根廷公民身份证为例

行政负担会阻碍人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参与。然而,大多数实证研究通常只是间接地分析它们如何影响公民身份的问题。本文探讨了获取阿根廷公民身份证的行政阻碍条件及其对一项关键社会福利政策——通用儿童津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无法获取正式身份证件而被排除在行政之外,反倒“构建”起一个弱势目标群体,该群体被系统地排除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之外;(2)身份登记和证件管理能力的局限性导致社会政策实施的复杂性,因为目标群体仍然“不受关注”。调查结果还表明将行政负担理解为一个系统性问题的重要性。行政负担体现在公民与国家互动的层面上,但其原因和后果与棘手的制度特征、管理能力和社会不平等密切相关。

了解强制性权责发生制会计对管理实践的影响:对日本地方政府行为的解释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普及,权责发生制会计和成果管理制已成为全球标准。然而,权责发生制会计是否会带来成功,以及哪些驱动因素会带来改革的预期成效,这些都存在争议。鉴于文献中繁杂不一的论点,我们提出了两个研究问题:(1)“公共部门组织通过采用强制性权责发生制会计,是否实现了对管理实践的积极影响?”以及(2)“这些影响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通过分析一项调查来研究对管理实践的影响,以确定日本地方政府财务部门人员如何看待管理实践中采用强制性权责发生制会计的收益。研究结果表明,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看到预期的收益,尽管他们曾期望在内部控制方面有更高的收益。然后,我们从技术理性、社会政治和制度同构的角度,全面了解强制性权责发生制会计对管理实践的影响。逻辑分析表明,在议会中没有多数党但由多个政党构成的地方政府,以及财政上对中央政府依赖较高的地方政府,其财务管理者认为收益更高。此外,我们发现,那些压力形式来自模仿其他地方政府的财务管理者认为收益更低。结果表明,一些技术理性工具、社会政治条件和制度压力改变了公共管理者采用强制性权责发生制会计的感知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