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日本在华走私白银活动述评

20世纪30年代,世界银价上涨,大批日、朝、台人分别以日本、朝鲜、台湾为基地,通过各种巧妙方式将中国白银走私出口。美国的白银政策和国民政府的对策、日本的军事和外交压迫,使白银走私屡禁不止,白银大量外流破坏了中国金融秩序,引发恐慌和经济危机。日本在白银走私中虽然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仍无法掩盖其侵略的本质。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反日运动——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反日运动蓬勃兴起,各团体以反日为目的成立的北平各界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抗日会"),成为国民党控制下的反日运动的领导组织。商会作为抗日会成员之一,虽支持反日运动,但自始至终都以维护日货商人利益为目标,在对日经济绝交的过程中,与"抗日会"在日货封存、日货处置等问题上存在矛盾和冲突。北平市党部与市政府在反日运动之初,对封存日货给予支持,但之后抗日会内部激进分子在抵货过程中出现"轨外"行动,引发抗日会商界与报界成员的不满,他们纷纷退出抗日会另组抗日组织,致使国民党控制下的抗日会面临分裂的危险。党部与市政府为弥合抗日会内部裂痕,开始站在商人一方,对抗日会中的激进分子加以约束,抵制日货运动以曲终人散草草收场。

白银走私者的控诉

1935年5月24日厦门发生一起走私白银被扣案,厦门海关依法没收偷运白银。走私者依靠日籍身份对厦门海关提起行政诉讼,该案历经财政部关务署、南京行政法院等部门审判,期间涉及厦门海关、走私者、线人、行政法院、日本领事馆等多方错综复杂的关系。

北宋元祐时期“调停”浅探

元祐时期,当政者由于种种原因而提出“调停”之举,进用熙丰新党。对此,以台谏为主的官员从君子小人之辨立论,进行了强烈抵制,致使“调停”政策难以实施。这一过程加剧了新党和旧党之间的仇怨,也扩大了旧党内部的分歧。

修武大东村玉帝庙:明崇祯元年(1628)《新创舞楼碑记》

修武大东村玉帝庙明崇祯元年（1628）《新创舞楼碑记》，圆首，砂石质，通高188厘米，宽73厘米，厚16厘米，下半部左侧残缺。碑额横书：“重修戏楼俩廊碑记”，两侧饰以花卉图案，左右并有“月”“日”文字。碑阴为本次捐资名录，碑额竖书“新建戏楼”，文字有“大东村施财于后……”，因漫漶严重，暂略。碑刻现存于焦作市修武县西村乡大东村玉帝庙院内。碑文如下：

抗战与生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春耕运动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军民开展了春耕运动。晋察冀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开辟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也是春耕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在春耕运动中,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健全春耕组织领导体系,成立了春耕委员会;加强宣传动员,提高干部、群众春耕热情;为群众补充生产资料,带领他们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加强根据地武装力量,努力为春耕运动提供相对稳定的环境。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努力,春耕运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量荒地被开垦,旱田改造成水田,粮食产量得到提高,为抗战赢得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北京总商会与张宗昌关于山东军用票的博弈

1926年4月直鲁联军占领北京后,强制推行山东军用票,引起市场恐慌,商人们以罢市等手段予以抵制。为使军用票能顺利流通,张宗昌设立驻京直鲁联军军用票券管理局,与北京总商会进行协商。由此,双方围绕军用票发行、流通等问题展开讨论。几经讨价还价后,北京总商会同意在军用票上加盖商会戳记后在京市场流通。上市流通的军用票却因准备金不足等问题,市价一路低走,而军人坚持以面值足额使用,使商人利益严重受损,罢市之风又起。总商会为维护商人利益,与张宗昌商议维持军用票价格办法及回收事宜。最终,在商会的努力下,张宗昌同意将回收的军用票全部焚毁,市场重新恢复平静。在短短数月间,北京总商会与张宗昌围绕山东军用票的流通与回收问题进行的博弈,较完整地呈现出代表民间社会的北京总商会与行使政府权力的军阀张宗昌之间合作与抗争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