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共视频监控中的隐私权保护——司法、行政与立法之困局

美国司法、行政、立法机关对于公共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对公民隐私权侵犯的不同回应,体现出三权分立的宪政结构下美国各部门对公共监控缺乏严格管理,隐私权保护已陷入困局。困局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司法机关寄望立法机关立法解决问题,但公众讨论缺乏、行业利益坐大及公共安全考虑等障碍导致立法程序停滞不前,因而作为具体操作部门的行政机关只能依照先天不足的内部规范进行自我管控。对公共视频监控制度在隐私权保障方面局限性的探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国式权力分立制度的固有弱点,进一步对比性分析可能喻示立法、行政、司法的其中之一将成为公共视频监控领域隐私权保障的突破性环节。

论权利语境下的侦查程序简化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简化长期以来遵循单一的权力语境,以案件繁简分流、优化配置司法资源为主要归旨,将被告人对诉讼快速的期待置于次要地位,因而只停留在审判程序简化的阶段。而在尊重被告人对速审要求的权利语境下,侦查程序简化的必要性和简化的空间得到重现。通过对既往涉及侦查程序简化的试点实践进行详细考察发现,过去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实验设计不符合侦查机关的部门理性。在摸清侦查机关行动理性的内在逻辑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通过立法细化,针对类型化案件进行冗余程序减除;建立羁押下的全程速审程序,并理顺相应机制,完善配套制度。由此,侦查阶段部分案件的期限压缩、程序简化就可能创造出被告人和侦查机关双赢的局面。

事实推定概念应该存在吗?

推定理论,一直是法学界一个极富争议的领域,甚至该概念是否有存在的必要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可以尝试:将推定概念依据不同的出发点进行归类,寻找到理论上事实推定在推定中所处的位置,并将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表见证明以及推论等相关概念进行对比界定,从语义上划定事实推定概念覆盖的范围,最终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自由心证等角度出发探讨事实推定的功能,从而确认事实推定在法律推定和推论之间具有存在的空间。

带离现场:警察现场执法中裁量行为的目标与逻辑

警察现场执法中是否将执法对象带离现场主要取决于法律许可范围内的自由裁量。在警务分流、以压促调、案件转化等常见的带离现场措施中,执法裁量行为于不同侧面均有所体现。裁量行为遵循着治理效果与执法效益的“二元目标”,并在两者间灵活切换。但由于存在不稳定的警察内部学习机制、不确定的现场执法环境变化、非理性的沟通方式影响,相同执法目标下也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裁量行为。这种利弊权衡后应对现场执法复杂情形的短期权宜之计。卷宗制作环节的事实剪裁为其提供了充分的合法化“包装”手段。由此,传统执法单一法律规制手段难以对其进行有效规制。未来,宜秉持“同情但未必同意”的态度,从裁量行为发生与作用机理入手,在尊重裁量行为逻辑的基础上,从引入程序公正目标、加强技术治理、畅通学习机制等方面监管裁量行为过程。

四川都江堰成立便民服务合作社

6月18日，四川都江堰市首家受灾群众生产自救使民服务合作成立。上午10时，10名经营者整齐佩戴标有赈灾便民服务合作社的胸牌正式上岗经营，管理方还为他们统一制作了合作社招牌。

刑事辩护率:差异化及其经济因素分析——以四川省2015—2016年一审判决书为样本

对四川省2015-2016年五万余份上网刑事一审判决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辩护率的整体情况,更展示了辩护率在法院层级、地区、审理程序、犯罪类型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由特定的法律、经济、社会等因素所决定,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因素。为提升刑事程序的公正性,必须控制乃至消除经济因素对辩护率的影响,减少不适当的辩护率差异。具体的策略是继续加大国家的财政投入,将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作为"应当"指定辩护的重要指标。

讯问录音录像与非法证据排除:一个实证的考察

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从立法角度,讯问录音录像都极为重要。实证考察发现,仅有较小比例的案件,其讯问录音录像在非法口供证明中被片断式播放,对裁判结果影响极小。由于侦查机关采取"选择性的证据形成机制",并被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所认可,这大大削弱了讯问录音录像本应发挥的技术性优势。要加强讯问录音录像在抑制非法取证中的作用,必须首先清晰界定"全程性讯问"(讯问)的概念,以期覆盖"非正式讯问"阶段。此外,还应从延伸覆盖时间范围,拓宽录制案件范围和增强制作主体中立性入手,改革完善讯问录音录像的储存、移送、调取和使用制度。

警察对天网监控态度的实证研究

作为公共视频监控系统的操作者和主要受益者,警察对于天网的认知、态度与评价从内部人视角反映了该系统的优势与缺陷并决定其使用效果。通过对2个县域范围内天网运行及警察态度的实证研究,发现天网监控在警务实践中已被广泛运用,警察对其有着很高的支持度,警察年龄和职务对相关认知会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天网运用案件类型的不同、多用于事后查询而非实时监控的特点及技术性缺陷等因素都将影响警察对天网的统一认识和使用。下一步的重点应是扩大天网应用范围、加强警务培训和公共宣传,以及从软硬件层面提升水平以改善使天网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条件。

天网监控与刑事司法——以阶段性功能实证研究为视角

公共视频监控系统在西方肇始于犯罪预防,中国的天网监控却自建设之初就与刑事司法,尤其是侦查破案紧密联系。在各地天网建设进入蓬勃发展的同时,理论界却缺少对这一新型警务机制的关注,以及对实际运行机制和效果的描述和阐释。通过对我国两个地区的实证调研结果显示,天网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发挥着轻重不同的作用,呈现"前重后轻"的基本格局。要提升天网在各阶段整体作用发挥的程度,就必须破除口供依赖思想,重视天网视听资料的证据价值,同时在技术层面上提高天网的画面质量,并完善天网系统的管理和监督机制。

美国公共视频监控行为规制的困境及其启示

全球范围兴起的公共视频监控建设热潮,一方面反映了各国政府对公共安全的关注;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对公民权利受到监控侵害的担忧。如何在公共安全与公民权利之间获致平衡是呼吁对公共视频监控系统进行严格有效监管的根源。美国政府在涉及公共视频监控系统监管时,其三个权力机关基于其自身在政权结构中的地位和角色,具备一定的能力和局限。深植于美国政治制度中的三权分立与联邦分权制度最终成为美国政府在监管公共视频监控时无所作为的关键因素。由于司法和立法的监管突破在短期之内不可行,行政监管或将成为公共视频领域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然而,在三权分立相互监督制约的体系中,惯常的立法和司法监督缺乏会导致行政机关权力滥用可能性增大。美国面对新兴公共视频监控带来的挑战时陷入的困境,对我国的相关制度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警察现场执法公信力建设的悖反与调适

近年来,我国对警察现场执法公信力建设高度重视,维护警察权威的规范性文件层出不穷,讨论多年的袭警罪也正式确立。然而,现场执法公信力建设并未在实践中取得应有成效。这种“制度—实践”的悖反可解释为“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的差异。制度角色预期包含法律、政策制定者的规范预期,组织管理者的治理预期以及执法对象的诉求预期。这三类预期之间不仅可能产生冲突与竞合,还受现场执法条件、执法利益与执法能力的制约,最终影响警察现场执法公信力建设的效果。未来,警察现场执法公信力建设不应仅局限于技术规则的建立,更应聚焦于警察在现场执法过程中的角色与能力匹配。以实际能力为限度合理设定目标,建构科学合理的执法行为评价机制,挖掘警察现场执法的处置潜能,强化工资福利待遇的正向激励,并积极引导正向社会舆论。

危难时刻显身手 成都工商服务极重灾区重建工作纪实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这句话在成都得到了应验。2010年5月，震后的第二个春天。都江堰、彭州、崇州等极重灾区，新修的店铺已经人群熙攘；来成都投资的商家不降反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