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人性论重释

先秦诸儒的人性理论被不断误解以致聚讼纷纭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对人性的定义各不相同,并且从属于道德建构的不同层面。先秦诸儒对道德根源的探索,经历了由天命到天生再到后天人为三次层面选择的演化;与之相应,作为道德建构的重要途径,他们对人性的定义也经历了从生来固有到价值取向、自足无待再回到生来固有的三次演化。对此,后学长期缺乏深解。至宋儒出,始能综合道德建构的各层面与人性诸义,创立新的性命理论体系。考察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在其新体系中对旧说的安置,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先秦人性诸说的理论效力与局限。

论汉代辞赋中的“士不遇”主题

"士不遇"一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最早见于董仲舒的《士不遇赋》。汉代士人对不遇的歌咏,其表现手法甚至语言,主要源自屈赋。按照与屈赋的相关程度,可以分为三大类。尽管不及屈赋庄严绚烂,汉代士人的歌咏尤其是《答客难》一类的作品,仍然是士人追求自我完成这条人文之路上的一道奇丽的光彩。

孟子与先秦儒家性命思想

作为一种对人的价值的思考,先秦性命思想所探讨的核心是道德问题。性与命是思考的两极:命代表着外在与一,性接近内在与众。西周性命思想以天命的形式将人的价值建立在道德之中。后来的思考者致力于将天命与人性融合,这一努力有两条思路:一路以《中庸》、《易传》为代表,倾向于以天命融合人性;另一路以《论语》、《孟子》为代表,更倾向于以人性融合天命。孔子的"仁"学开创了后一条思路;孟子出,以心善论性善,并把"仁"的力量推向极致,从而将此思路完成。

论李白从璘之心态及诸家评论之得失

诸家在论及李白从璘时,皆简单地视李璘为叛逆。其实在李白看来,一方面在玄宗诸子之间的权力斗争中,李璘所为自有其合法合理性;另一方面在肃宗的军事优势面前,李璘必败而合法合理无用。作为心态研究,胁迫、助逆、误入、无知四说皆不能深察李白对李璘所为的认识,故不能深得李白之心。四说于认识的两方面得失不同,于李白从璘心态之得失也就各不相同。

“穷而后工”说的展开

"穷而后工"之说,是对屈原生命精神的深刻体认,是对文学价值的刻意建构,也是对司马迁、韩愈等人以文学反抗命运的真实写照,触及了人生与文学的根本问题,引起了宋代以来众多学者文人的热烈讨论。这些讨论广泛涉及了"穷而后工"的适用限度、使之成立的多种机制等问题,展开了对穷与工关系的论辩。按照对韩愈说法的认同程度,可以把它们分为四类。其中前两类讨论,是对"穷而后工"命题的深化与补充。

两《唐书·王维传》与《韦斌碑》所载王维陷贼事异同辨析

两《唐书·王维传》与《韦斌碑》实可互补,并不矛盾,它们一起道出了王维陷贼的实情。安禄山“素知其才”针对的是王维的音乐才能。“秽溺不离者十月”中的“十月”当为“十日”之误。王维先被宥罪又被授官,两者当非一事。

论唐宋时期的文道关系说--从郭绍虞的失误说起

郭绍虞对唐宋文道关系说的阐发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他对"贯道"说与"载道"说内涵及命名的差异的分析,出现了一些失误,引起了许多误解与争论。本文对郭绍虞的失误进行了分析,澄清了一些常见的误解,并以王安石、苏轼、朱熹为例,初步探讨了政治家、古文家、道学家的文道关系说的差异与他们的性命思想的差异之间的对应关系。

论先秦儒家性命思想的演进

作为一种对人的价值的思考,先秦儒家性命思想所探讨的核心是道德问题。道德的根源、内容以及完成道德的最终决定者是这个问题紧密联系的三个方面。性与命是思考的两极:命代表着外在与一,性则接近内在与众。西周性命思想以天命的形式将人的价值建立在道德之中。后来的思考者致力于将天命与人性融合,这一努力有两条思路:一路以《中庸》、《易传》为代表,倾向于以天命融合人性;另一路以《论语》、《孟子》为代表,更倾向于以人性融合天命。把道德从天命安放于人性的努力被荀子推进了一步,其"天人相分"说将道德归于人为。但他在把道德由天归于人的同时,又把它归于圣人,如此则道德内于一而非内于众,结果其圣人虽无天之名却有主宰之实,反而跌向了法家的专制。这种由外至内、由一至众的艰难推进及反复构成了先秦儒家性命思想演进的主线。

荀子“性恶”说重估

荀子在《正名》篇中对性的涵义作了界定,但后世学者对此误解颇多。杨倞和王先谦没有说透,而傅斯年、徐复观等人的解释则有偏差。把荀子的人性论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天论、圣人论,放在先秦儒家性命思想演进的整体脉络中考察,便会发现其说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同时,其说也有无法弥补的缺陷,并最终导致了对自身贡献的遮蔽。

追寻超越——从先秦儒家性命思想的困境看“穷者而后工”命题的生成与内涵

先秦儒家性命思想以其追求与失败,深刻揭示了人的无力自我完成;文人则通过对具体人生遭遇的抒写,表现了这一生命困境。文学不仅给了无法平静的灵魂一个幽栖的家园,还往往会造就千秋万岁不可磨灭的声名。这样,它就不必只是无奈的叹息,而有可能成为力求超越的抗争。在对文学超越性的建构过程中,韩愈把穷困不遇之于文章不朽的积极意义推向了极致,确立了中国古代文人力图征服命运、以文学来完成自己作为士人的价值的理想。后来欧阳修提出"穷者而后工",给了它一个简明扼要的表述。

论郝经的学术取向

郝经之学以性理而非所谓"实学"为基本取向,绍述程朱,而非泛取北宋诸家。虽然立论大都依据朱学而未能有大的突破,但郝经刻意抹去这层关系,通过家学叙述把自己的学术渊源向上承接于二程。他这么做,与其"国朝"意识等因素有关。

儒学核心范畴的演变与文道关系说研究的现代发生

无论在儒家与其他诸家之间,还是在儒家各分支之间,都存在着对“道”这个学术话语制高点的激烈争夺.与之相应的儒学核心范畴的演变,决定了文道关系说研究现代发生的具体形态.首先,随着“道”在唐宋以来逐渐成为儒学的最高范畴,文道关系说也成为儒家文学观的标志性话语,最终在新文学运动中成为了众矢之的.其次,程、朱一系的独得“道学”之名,使他们提出的“载道”说遮蔽了其他儒者提出的文道关系说,最终成为了文学革命批判的靶心,而韩、柳等人的观点也被周作人、郭绍虞等众多学者误解.最后,心学家的标“心”立异有强烈的叛经离“道”倾向,后来周作人、朱自清选择“言志”、“缘情”这类“心”序列文论命题作为“载道”说的对立命题,可谓渊源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