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看中国: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成效、差距和展望

推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世界共识,也是中国需要。在通往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进程中,如何评估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了解中国在世界可持续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分析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对于世界了解中国以及中国优化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该研究以2015—202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为主要载体,探究全球SDGs评估和进展情况,并以从世界看中国的视角分析中国落实SDGs的成效以及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以期为提升中国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可能性路径,并为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研究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和经济集聚性特征,SDGs实现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质性。从世界看中国,目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进展较稳定地处于世界中上游水平,2022年中国SDGs得分为72.4,在163个国家中排第56位。具体而言,中国在“无贫穷”“优质教育”及“负责任消费和生产”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海洋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现阶段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短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存在一定差距。研究认为,进一步优化可持续发展评估体系,明晰可持续发展的优先序,关注重点地区及群体,构建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更包容更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

基于文本量化的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演进特征分析

【目的】基于1978-2018年国家部门颁布的365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分析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演进特征,并对政策文件的行政规制型、经济激励型和技术支持型措施进行重点剖析。【方法】运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量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文本内容。【结果】在1992年之前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实施数量明显偏少,1993-2010年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初步形成阶段,2011-2018年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深化发展阶段,政策实施数量快速增长,其中2017年实施的政策数量达到40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发布形式包含权威性较高的“法律”“规定”等类型的政策文件,也包含指导性较强的“细则”“解释”“目录”等。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发布主体包含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等31个主体,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发布主体独立颁布的政策为305项,各主体协同配合并联合发布的政策为60项。考虑政策措施的单独使用和配合使用情况:行政规制型措施的单独使用在365项政策中占比达23.56%,技术支持型措施和经济激励型措施的单独使用较少,在365项政策中分别占比8.22%和6.03%。在1978-2018年365项政策中,行政规制型与技术支持型措施配合使用的比例为13.70%,行政规制型与经济激励型措施配合使用的比例为6.85%,经济激励型与技术支持型措施配合使用的比例为3.56%,三类措施同时配合使用的政策数量占比最高,为38.08%。在2011年的政策文件中,三类措施配合使用的政策数量占比就达70.83%,而在1978年和2000年这一指标仅为0和33.33%。2000年后,行政规制型措施的平均效力在平稳波动中增长,效力值维持在2.5-3.5之间。经济激励型措施的平均效力值持续波动,上升趋势不明显,在近几年效力值有所下降,2011年的效力值为3.2,2018年的效力值为1.8。技术支持型措施的效力值在该阶段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2012年的效力值为3.2,2018年的效力值已上升到3.8。【结论】1978-2018年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数量呈现出阶段性波动上升的趋势;政策发布形式、发布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中行政规制型措施使用较多,经济激励型措施使用较少,近年来多类型措施配合使用的政策数量逐渐增加;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整体效力值呈现出阶段性上升的趋势,政策平均效力值在现阶段平稳波动;政策文件中的行政规制型、经济激励型和技术支持型三类措施的平均效力值均在前期呈现出大幅度波动,现阶段除了经济激励型措施外,行政规制型和技术支持型措施的效力值都有明显上升趋势。

从政府文件透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政策

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利用与传承离不开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撑。结合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从政府2009–2020年410项农业文化遗产官方文件透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政策,构建关于文件发布形式、发布主体、发布数量、文件相关度、文件类型、文件内容的六维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文件发布形式和发布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文件发布数量具有近似的“倒U”型特征;针对农业文化遗产而制定的文件数量较少,仅占比21.46%;信息型文件和指导型文件是政府较为“青睐”的文件类型,激励型文件的应用明显偏少;基于文件内容的探讨发现农业文化遗产挖掘申报体系尚待完善;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多功能利用中,经济价值的利用较为广泛;农户、企业、科研机构、政府是农业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参与者。政府在农业文化遗产管理中还存在文件缺失、文件内容覆盖面不够广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