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迁时代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中国实践”——基于年龄、时期、队列的视角

以实证研究考察社会变迁进程中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多重形态。从年龄、时期和队列三维视角分析发现,队列趋势主导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城市化水平提升、高等教育普及、社会保障持续完善间接驱动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集体改变,这一特点在“50后”中表现最为显著。在时期层面,国民体育锻炼参与程度自2010年开始持续提升,2013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除整体走向与政策实施、重大事件的发生周期基本吻合外,国民收入水平提升是重要外生力量。从个体生命历程判断,随年龄增长体育锻炼参与程度逐渐降低是一个共性规律,但下降过程中呈现2个不同的速率阶段。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呈现代际的趋同和分化,“60后”“70后”“80后”是驱动城乡趋同的主要力量,性别趋同集中表现在“50后”“60后”“75前”群体中,由高等教育福利获得的机遇差异可能是导致新老代际分化趋势扩大的重要因素。

共同富裕视角下国民健康福利发展研究——兼及体育锻炼的贡献率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民生保障及福利制度的持续完善,人口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健康与福利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目前,对于人口健康福利发展的概念、测量和趋势仍缺乏共识性认识。基于健康与福利两个系统的协调耦合关系,通过CRITIC权重法构建国民健康福利发展指数,分析了近20年(2003—2021年)国民健康福利发展的基本趋势,发现2003—2012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17%,2012—2021年的年均增长率上升至3.33%。计算了体育锻炼对国民健康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率,总贡献率为3.79%,高于家庭人均全年医疗保健支出(2.99%,第19位)和政府卫生支出(2.52%,第21位)。2003—2021年体育锻炼的贡献率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约为1.18%。

中国未来“第二次人口红利”探讨——基于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关系的分析

我国人口形势的新变化直接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在人口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背景下开展关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讨论和研究非常必要。本文在以往相关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定位分析我国储蓄率的高水平特征,从人口变化、政策、社保等多个角度探讨未来储蓄持续走高的可能性,并利用全国30个省市地区的面板数据重点分析人口结构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发现老年抚养比与居民储蓄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文章得出结论,"第二次人口红利"在我国难以实现,抓紧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拉动经济增长才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

中国青年女性婚育行为及婚育观念的队列差异

使用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分析了中国女性婚育行为和婚姻观念的最新状况,并比较了不同队列的差异。结果显示:2019年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25.24岁,30岁女性未婚比例达到13.77%,年轻队列婚姻推迟明显;总和生育率为1.67,二胎多于一胎,全面两孩政策继续发挥作用;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26.96岁,曾生子女数平均为1.64个,年轻队列生得更晚、更少,生育高峰右移;妇女理想婚育年龄不断推迟,理想子女数逐渐减少,男孩偏好随队列推迟而减弱,婚育观念的队列差异十分明显,“90后”婚育观念更为开放和积极。对此提出了构建新型婚育文化、加强性别平等意识、发展多样式照料服务体系等建议,鼓励年轻人适龄婚育,避免女性生育惩罚,减轻生育养育压力。

家族涉入、政治联系与中国私营企业绩效研究

近年来,家族涉入、制度环境和政治联系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家族管理权涉入、所有权涉入以及政治联系对中国私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族管理权涉入与中国私营企业的经济绩效呈负相关,而家族所有权涉入和政治联系则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基于实证分析结果,中国民营企业应采取以下措施提高企业绩效:一是适度弱化家族对企业的管理权涉入和控制程度;二是制定和完善各种激励及惩戒制度,规避家族成员在企业管理中的不守规则和“搭便车”获利行为;三是根据发展需要建构政治联系,营造良好的政企关系。

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变动趋势——基于“十四五”及中长期发展的预测

基于2019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和2016年儿童青少年体育健身活动状况调查数据,通过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儿童青少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群体的规模、结构及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发现:2020—205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儿童青少年在规模上整体呈现先升后降并逐渐趋于稳定的趋势。按照总和生育率设定高、中、低3个人口预测方案,预计到205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儿童青少年人口数量分别约为1.68亿、1.39亿和1.21亿。青少年体育赛事、体育组织、参与项目、活动场所以及健身指导的需求也随着规模变动而发生改变,总体呈现短期内小幅度增长、中长期内持续缩减的发展趋势。提出:深化落实体教融合政策,应在制定我国青少年体育“十四五”发展规划及2035年远景目标时,着重考察儿童青少年人口变动趋势,并及时把握新形势下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变化的新趋势、新需求和新问题。

中国老年体育活动趋势:“十四五”时期及中长期发展预测

运用人口预测和增长曲线拟合方法,利用2018年国家统计局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对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口规模和结构等状况进行发展趋势预测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口总规模将持续增长,预测到"十四五"末期将增长至8471万人,到2035年达到1.9亿人,2050年达到2.6亿人。未来一段时期内,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将进一步老化,参与各类体育活动的人口数量将快速增长,对锻炼场地、专业组织和指导人员的需求显著增加。

中国老年人再婚态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我国老年人对老年再婚的态度和看法,着重分析经济状况和代际关系对老年再婚态度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整体上对老年再婚的态度较为消极,赞成者不足1/3且呈现出很强的异质性,低龄、非农户口、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的再婚态度更积极。以房产数量和经济独立性两个指标测量老年人经济状况,通过描述分析和回归模型考察经济状况对老年人再婚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经济状况越好则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越高;经济独立的老年人比经济不独立的老年人对老年再婚的态度更积极;经济因素对老年人再婚态度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且主要表现在经济条件比较差的老年人群中,经济资源匮乏的女性老人再婚意愿最低。代际关系是影响老年人再婚态度的另一重要因素,分析得出没有子女的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最高,随着健在子女数的增加,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降低且具有统计显著性;拥有关系亲密的子女的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可能性显著下降,比没有关系亲密的子女的老年人减少32.5%;子女性别结构影响老年人再婚态度,只有儿子健在的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最高,只有女儿的老年人其次,儿女双全的老年人最低。此外,本文还发现积极的社会参与、使用智能手机、充分的养老规划和现代养老观念等都会对老年人再婚态度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

流动人口:困境与出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社会管理领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矛盾处于凸显期。比如,一是利益协调是当前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社会领域目前主要问题是收入差距偏大,这种差距症结之一在于城乡二元体制;

中国低生育率现象、人口趋势与应对

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人口的变化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作出重要贡献。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的规模、结构、分布与素质的战略性重要地位已经由历史证明。在新时期和新时代下，中国人口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形态，人口形势与以往相比迥然不同，尤其在生育领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变迁最为深刻的一幅缩影。

我国城镇老年人体育锻炼的行为特征、支持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对我国城镇老年人体育锻炼的行为特征、支持及决策因素进行系统研究,发现我国城镇老人体育锻炼参与率不高,锻炼强度较低,时间多在一小时以内,每周锻炼次数较多。老年人锻炼动机主要是增强身体健康,锻炼场地以公共场所为主。老年人体育锻炼多处于无组织状态,体育指导人才非常缺乏。老年人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原因是身体状况和时间因素。个人、家庭和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针对这种状况,结合我国实际,对改善我国城镇老年人体育锻炼环境、提高城镇老人体育锻炼积极性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婚居模式对农村妇女生育孩子性别的影响

文章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婚居模式对农村妇女生育孩子性别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夫妻独立居住相比，与公婆同住的妇女生育男孩的比例更高，与女方父母同住则影响不显著；从孩次上看，婚居模式对农村妇女生育孩子性别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二孩及以上孩次生育中。从不同地区看，出生性别比在110～120、120以上的三类、四类地区婚居模式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农村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对其生育孩子性别的影响表现为倒U形；已育孩子性别结构显著影响妇女再次生育时的孩子性别；参加养老保险的妇女生育男孩的比例明显更低。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妇女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引发了对生育政策调整的热烈讨论。文章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等人口数据,推算2012年我国独生子女的规模,并从独生子女的角度估算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目标人群,进而测算年度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通过分析发现,由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新符合政策条件的目标人群规模较大,且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仍处于较高水平,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在政策变动后急剧增加,出生人口峰值达到4995万,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峰值达到4.5左右。但是,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可以明显改善我国总人口未来进入负增长的趋势,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未来供给,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全面两孩”政策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态度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2015年底北京市空巢家庭调查数据考察"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态度,结果表明:空巢老年人的政策知晓率极高,支持、反对和不干涉子女生育二孩的各占约1/3;一旦子女生育二孩,近七成空巢老年人愿意提供物质或劳务支持;养老等功利性目的并非希望子女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经济负担、健康顾虑和照料匮乏是阻碍子女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影响因素,与子女关系好、身体健康、有配偶等因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支持概率,而养老观念开放、受教育程度高和空巢时间长等因素则会显著降低支持概率。空巢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养老选择等因素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探索与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人口思想演变研究之一

文章回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人口思想的演变过程。人口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因此人口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和探索中国人口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命题。建党伊始,我党领导者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有力地驳斥了"人满为患"论,将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落后的社会制度,保证了革命方向的正确性。革命成功后,党正确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口发展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使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人口发展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人口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六普人口数据的漏报与重报

数据质量评估是使用普查数据前的重要步骤,而登记人数的准确性是人口普查数据质量评估中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文章对六普数据中低龄组人口漏报和青年人口重报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比较多次普查数据的生命表回推结果以及不同来源的数据分析,得出结果显示,六普数据在中老年组数据质量较高,与四普、五普数据相比,同批人人口规模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六普数据在低龄组依然存在大量漏报,其中0岁组男孩漏报更多;在青年组人口中,六普数据16～21岁的人口规模相对于2000年普查及其他来源数据中的同批人规模出现异常增多。与五普数据及户籍统计数据相比,六普16～21岁青年组人口可能存在重报,每个年龄组重报100万人以上,且可能主要是流动人口女性重报。

基于人口流动的国土资源优化配置战略研究

本项研究旨在充分认识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特点,预测区域人口的规模变化,剖析人口流动对国土资源配置的影响要素,为正确处理人口发展与国土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促进人口、经济社会和国土资源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战略建议。研究表明:人口流动是影响我国人口区域规模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应根据当前人口流动和规模变化的现状特点,依照"二域四部六区四中心"差异化的国土资源优化配置战略,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中国人口负增长:现状、未来与特征

数千年来中国人口几乎遵循着指数增长模式,间或穿插短期外生性的人口负增长。1990年代后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负增长惯性开始积聚。2000~2010年,全国1/4的市级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但主要是由人口迁移流动所致。2010年,全国8%的县级地区人口自然增长为负。预测中方案显示,中国人口将在2027年后进入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更早、更快;21世纪上半叶老年人口仍将快速增加。负增长是人口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人口负增长具有隐蔽性、过程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既是数量问题也是结构问题;人口负增长受生育、死亡和年龄结构的直接影响;人口老龄化与负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强化。

数字鸿沟中老年人数字失能及其测量指标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为更好进行数字社会建设、提升社会治理水平,需要重点关注数字能力不足的老年群体。对数字化、数字鸿沟、数字不平等以及数字素养等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梳理。数字鸿沟是不平等现象在数字社会的体现。个人特征、社会关系以及宏观社会经济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导致了个体之间、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老年数字鸿沟反映在个人数字能力上,就是老年人的数字失能,即老年人无能力、无意愿或无需求跨越数字鸿沟,导致“说不出”“听不见”“无法外出”“丧失财务管控能力”“自我控制能力不足”和“技不能学”等问题,给个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从数字鸿沟的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角度来看,数字失能有三个层次,分别为不具备数字化生存能力、数字化生存能力部分缺失、数字化生存能力相对缺失。总结了衡量数字失能的相应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