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形成“讨好型人格”的重要外因

人格是个体稳定而独特的特征集合。大量的理论和研究证明,人格是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即使是遗传取向最坚定的人格理论家也不认为人格可以完全由遗传来解释。我们的遗传倾向能否实现取决于社会和环境条件,尤其是童年时的这些条件。

他评:一种有效的人格评价手段

他评法是一种有效的人格评价手段,甚至在一些情境下比自评法更为有效。在现实准确性模型(the Realistic Accuracy Model,RAM)以及权重平均模型(the Weighted-average Model,WAM)的基础上,对于影响他评准确性的因素进行了梳理,涉及熟悉性、关系质量、特质可见度以及假设相似性等。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进一步拓展研究对象的取样范围,在更多不同的情境下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同时采用更多的人格评价手段。

配偶排斥对女性离婚意愿的影响:愤怒与婚姻满意度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了探讨配偶排斥对女性离婚意愿的影响,以及愤怒情绪和婚姻满意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采用社会排斥体验量表、特质愤怒问卷、婚姻满意度问卷以及离婚意愿问卷,对543名已婚女性进行调查。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配偶排斥显著正向预测女性的离婚意愿,愤怒情绪和婚姻满意度分别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同时配偶排斥还顺序地先通过导致愤怒情绪增加,再使得婚姻满意度降低这一链式路径对女性的离婚意愿产生影响。未来可以通过减少配偶排斥以及减弱愤怒情绪和提升婚姻满意度的途径来增加婚姻稳定性。

基层党政干部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幸福感是个体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重要指标。以基层党政干部幸福感的七维度结构为基础研究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中国人人格特质的外向性、才干以及处世态度可以有效地预测幸福感水平,个体所持有的价值观会影响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未来基层党政干部幸福感的研究应当在进一步探讨人格影响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的同时,更加关注环境因素对于幸福感的影响。

社会排斥对朝鲜族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以民族认同的中介作用为视角

采用青少年社会排斥量表、民族认同量表和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通过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对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502名青少年进行调查,探索社会排斥影响青少年抑郁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社会排斥不但可以有效地预测民族认同以及抑郁水平,还可以通过民族认同间接地影响青少年的抑郁水平。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排斥的需要-威胁时间模型,分析了这一结果对社会排斥及青少年发展研究的启示。

多维项目反应理论补偿性模型参数估计:基于广义回归神经网络集合

运用广义回归神经网络(GRNN)方法对小样本多维项目反应理论(MIRT)补偿性模型的项目参数进行估计,尝试解决传统参数估计方法样本数量要求较大的问题。MIRT双参数Logistic补偿模型被设置为二级计分的二维模型。首先,模拟二维能力参数、项目参数值与考生作答矩阵。其次,把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的前两个因子在每个题目上的载荷作为区分度的初始值以及题目通过率作为难度的初始值,这两个指标的初始值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集成100个神经网络,其输出值的均值作为MIRT的项目参数估计值。最后,设置2×2种(能力相关水平:0.3和0.7;两种估计方法:GRNN和MCMC方法)实验处理,对GRNN和MCMC估计方法的返真性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小样本的情况下,基于GRNN集成方法的参数估计结果优于MCMC方法。

社会排斥的结果:对象与影响因素

社会排斥损害个体对归属需要的满足。研究发现,社会排斥不仅会对被排斥者带来影响,而且对排斥者和无关他人也会产生影响。而影响社会排斥结果的因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未来的研究应该从排斥者、被排斥者和无关他人等多个角度进行考虑,同时既考虑个体因素也要更加强调环境因素的作用,另外还要注意社会排斥的不同阶段、社会排斥产生的原因以及社会排斥的研究范式等在影响社会排斥结果中所发挥的作用。

黑暗三人格与青少年的人际信任:社会排斥体验的中介作用

为探究黑暗三人格与青少年人际信任的关系以及社会排斥体验的中介作用,采用黑暗三人格量表、青少年排斥体验量表和青少年人际信任问卷对390名青少年被试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371份。结果显示:(1)黑暗人格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病态维度对人际信任有直接负向预测作用;(2)社会排斥体验中的拒绝维度在精神病态与人际信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忽视维度在自恋与人际信任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3)男生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病态和忽视体验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但是性别在中介模型中并没有调节作用。

性内竞争动机对人格评价准确性的影响

为了考查高低性内竞争动机水平对人格评价准确性的影响,使用不同吸引力水平的同性图片,启动40名被试的性内竞争动机,随后采用《中国人人格量表》对图片中人物的人格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在情绪性维度上,高竞争动机组被试所做的评价显著地比低竞争动机组所做的评价更加准确。

宽恕与幸福感:人际关系困扰的中介作用

探讨大学生宽恕性、人际关系困扰与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采用《大学生特质宽恕问卷》、《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人脸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对384名大学生进行考察。结果发现人格宽恕性对人际关系困扰和幸福感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人际关系困扰对幸福感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人际关系困扰在宽恕性与幸福感之间部分中介作用显著。

父母“低头族”与青少年攻击性: 社会排斥与人际敏感性的作用

为了探究父母“低头族”与青少年攻击性的关系,采用修订的父母“低头族”量表、青少年社会排斥体验量表、攻击性问卷和人际敏感性量表对564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的条件下,父母“低头族”与青少年攻击性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排斥在父母“低头族”与青少年攻击性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人际敏感性在父母“低头族”与社会排斥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高人际敏感性的青少年更有可能将父母“低头族”知觉为对自己的忽视或排斥,从而出现更高的攻击性。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父母“低头族”对青少年攻击性的形成机制,更有利于发展减少社会排斥危害的干预手段。

未来结果考虑量表在我国成年人中的信效度检验

修订未来结果考虑量表(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 Scale,CFC-S),检验其在我国成年人群体中的信效度。三个样本共1588名被试完成了中文版未来结果考虑量表,其中样本二的549名被试同时完成了自尊量表和特质愤怒量表,样本三的543名被试还完成了对健康状况的测量。因素分析结果支持了中文版未来结果考虑量表的双因素模型。在三个样本中考虑未来和考虑当下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半信度都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相关分析表明,考虑当下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与愤怒情绪呈显著正相关;考虑未来与自尊呈显著正相关,与愤怒情绪相关不显著;考虑未来与运动频率和总体健康状况均呈显著正相关,考虑当下与运动频率和总体健康状况相关不显著。中文版未来结果考虑量表在我国成年人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开展相关研究的适宜工具。

青少年人格坚韧性对心理健康的调节作用

目的:考查青少年人格坚韧性对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关系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青少年人格坚韧性问卷》、《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情感平衡量表》、《状态焦虑量表》以及《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448名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回归分析表明,无论是以生活满意度、情感平衡还是焦虑为因变量,人格坚韧性的坚定维度对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关系的调节作用均显著,同时坚定与积极应对交互项的调节作用也显著。结论:人格坚韧性对生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同时这一调节作用能够通过影响个体在面对生活事件时的应对方式来加以实现。

“大七”人格特质对金融从业人员职业倦怠的影响

以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为样本,考察其人格特质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并探究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680名被试同时完成了中国人人格量表简版(QZPS-SF)、明尼苏达满意度短式量表以及职业倦怠量表。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大七"人格的人际关系与情绪性维度均可以负向有效预测职业倦怠水平。中介分析结果显示,工作满意度在人际关系与职业倦怠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而工作满意度在情绪性与职业倦怠的关系中不存在中介作用。因此,可以通过提升工作满意度来降低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倦怠水平。

职场排斥对员工家庭贬损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目的:探究职场排斥对家庭贬损的影响以及基本需要和工作嵌入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职场排斥量表、基本需要量表、工作嵌入整体量表以及家庭贬损量表,对来自企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的在职人员间隔两个月进行两次数据收集,共回收有效匹配问卷337份。结果:职场排斥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家庭贬损,基本需要在职场排斥与家庭贬损之间起中介作用。工作嵌入调节了基本需要对家庭贬损的负向预测作用,员工的工作嵌入水平越高,基本需要对家庭贬损的负向预测作用就越强。结论:职场排斥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家庭贬损,也可以通过基本需要影响家庭贬损,工作嵌入增强了基本需要对家庭贬损的负向预测作用。

职场排斥对离职意愿的影响:愤怒与组织归属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探究组织情境下职场排斥对员工离职意愿的影响,以及愤怒和组织归属感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采用职场排斥量表、组织归属感量表、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问卷中的特质愤怒分量表和离职意愿量表对我国392名职场人士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职场排斥和愤怒、离职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与组织归属感呈显著负相关;组织归属感在职场排斥与离职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愤怒和组织归属感在职场排斥与离职意愿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结论:本研究发现职场排斥可以通过愤怒和组织归属感这两个因素间接影响员工的离职意愿。

胳膊肘总是会向内拐?——道德认同调节响应性目标对消极验证行为的影响

目的: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和最小努力原则,探究对亲密他人的响应性目标是否会增加消极验证行为以及道德认同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方法:研究1采用实验法操纵被试的响应性目标,实验2采用响应性目标量表、道德自我概念重要性量表以及消极验证行为量表,分别探究了想象情境中的消极验证意图和人们日常的消极验证行为。结果:研究1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消极验证行为更多。研究2发现响应性目标与消极验证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符号化道德认同在响应性目标强度对消极验证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符号化道德认同水平越高,响应性目标对消极验证行为的影响越小。结论:对亲密他人的响应性目标会增加自身对其的消极验证行为,但其作用效果取决于个人的符号化道德认同水平。

社会排斥与男同性恋的生活满意度:自我概念清晰度和内化同性恋嫌恶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研究旨在考察男同性恋的社会排斥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并考察自我概念清晰度与内化同性恋嫌恶在其中的链式中介效应。方法:采用社会排斥体验量表、中国男同性恋内化同性恋嫌恶量表、自我概念清晰度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对379名男同性恋者进行测量。结果:社会排斥与自我概念清晰度和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与内化同性恋嫌恶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概念清晰度和内化同性恋嫌恶在社会排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均显著,且自我概念清晰度和内化同性恋嫌恶的链式中介作用也显著。结论:社会排斥通过削弱个体的自我概念清晰度和增加其内化同性恋嫌恶程度降低男同性恋的生活满意度。

青少年社会排斥量表在我国青少年中的信效度检验

目的:修订中文版青少年社会排斥量表(the Ostracism Experience Scale for Adolescents, OES-A),检验其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的信度和效度。方法:1833名被试同时完成中文版OES-A、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以及人脸量表。随机选取其中917名被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其余916名被试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6个月后随机选取初测样本中的384名被试作为重测样本进行重测信度检验。结果:因素分析结果支持了OES-A的双因素模型,社会排斥及其两个小维度的α系数分别为0.76、0.82和0.87,重测信度分别为0.55、0.59和0.65。相关分析表明社会排斥及其两个小维度均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与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结论:中文版OES-A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开展我国青少年社会排斥相关研究的适宜工具。

人格宽恕性与心理健康: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查社会支持在人格宽恕性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选取371名大学生,采用宽恕性特质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CL-90以及四项目的主观幸福感问卷进行评定。结果:人格宽恕性、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人格宽恕性既可以直接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也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社会支持程度促进其心理健康水平。结论:社会支持在人格宽恕性与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