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好的”与“好的发展”:新发展理念价值排序的选择可能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产生于对多种发展理念的比较、排序和提炼。在此过程中,对价值排序合理性的不同考量和安置引发了两种基本的路径选择,即“发展好的”与“好的发展”。“发展好的”以实证主义构筑其产生的解释基础,具有自然主义式发展路径安排的实践气质,体现为将“发展好的”等同于“可计算的发展”与“发展强的”,进而确定工具理性的合理性规定与现实逻辑的发展导引,并以短期物质利益为其外在刺激。不同的是,“好的发展”以对“发展好的”批判而出场,以价值理性重塑发展理念的合理性依据,强烈反对因工具理性极端演绎造成的发展异化,强调要注重发展的长期性、整体性与过程性。然而,“好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为以发展的价值逻辑彻底置换现实逻辑,易陷入主观主义与抽象主义。新发展理念在对这两种发展理念进行积极审思的过程中实现了本质性超越,表现为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互补性融合为其合理性安置,既导引发展的价值逻辑与现实逻辑形成互补性统一,又建构起统筹发展现实与发展价值的综合性评价体系。

慈善歧视及其治理

依据慈善动机,慈善被分为功利性慈善和非功利性慈善。慈善歧视客观存在于两种类型的慈善之中,并集中表现为目的性歧视、规则性歧视和选择性歧视。慈善歧视的发生受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差异这一慈善发生所需的必要条件与慈善资源的有限性是诱发慈善歧视的客观因素。从主观上看,偏见是两类慈善中出现歧视的共同可能。但不同的是,在功利性慈善之中,功利性目的的慈善追求是慈善歧视的可能诱因。而慈善行为主体从自然之中形成的选择习性、共情程度以及对慈善对象的发展性考量,则是非功利性慈善中出现慈善歧视的可能诱因。慈善歧视不仅是对慈善促进分配正义功能的背离,也以“条件准入”理念置换人人具有慈善共建权、共享权的价值原则,更存在着诱发新社会风险的可能。一方面,应强化慈善系统内部的能力建设,着力提升慈善行为主体理性抉择能力,促进其端正慈善动机,并深度延展慈善资源供给链。另一方面,也应构建出集慈善法治理、慈善伦理矫治和慈善教育引导于一体的外部治理环境,内外联动,推动慈善深度健康、全面发展。

论慈善的伦理风险及其规避

伦理风险是慈善重要的现实议题,表现为慈善一经发生就需面临的行动情境及其选择的可能后果,关系到我们对慈善的认识、践履及评价,体现出对慈善应为与何为的辩护,直接影响到慈善的发生与发展。慈善的伦理风险反映出慈善的复杂性,具有发展性的特征。对慈善伦理风险的检视悠久。伴随时代的蜕变,慈善的伦理风险存在着新的表现形态,集中体现为因对慈善的偏差性认知而致的封闭大众慈善、消解慈善道德性的可能结果和在慈善实践过程中挤压自主性,忽视精准性、有效性以及非竞争性的尺度要求。慈善伦理风险的规避需要构建出从系统层到实践层的层级规避体系。在系统层上设立以实现慈善使命为目标引领、以慈善法与慈善伦理的协同为重要保障、以慈善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为路径安排的总体性要求。在实践趋向上,努力推动形成使命驱动的慈善形态。在实践决策上,凸显"在行动中决策"的风险逻辑。在实践范式上,推动慈善监督嵌入慈善实践全过程。在实践治理上,强化慈善法治理与自我管理的互动互生,进而为规避慈善的伦理风险提供集防范、治理与保障于一体的实践效能。

土司宗祠的孝文化影响:湘省个案

土司文化作为湖南湘西特有文化之一,有着较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社会研究价值。在湘西,土司文化中很大一部分的内容都直接反映在土司宗祠中。土司宗祠作为集结土司各种文化于一身的集合体,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路线,但土司宗祠文化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孝"这一主心骨。以孝文化一以贯之的土司宗祠在经过百年后仍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深入研究土司宗祠中孝文化的发展情况,合理分析土司宗祠中孝文化的时代内涵,辩证看待土司宗祠中孝文化的现实意义,对于构建良性土司宗祠的新型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情感类电视节目中“消费苦难”的道德考辨

情感类电视节目热衷于消费个体苦难以博得观众同情,赢取高收视率。以异化"消费苦难"的职业性行为来唤起社会大众内在的情感认同继而获得收益,已成为情感类电视节目制作者的一种营销手段,其本质反映的是对人性的消遣、对情感的消费和对道德的亵渎。从哲学语义来看,"消费苦难"是以引起道德感动、情感认同为内需性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是人实现积极社会化的一种行为方式,是人自由发觉自身"善的系统"的一个过程,具有情感性、社会性和个体性的特征。异化"消费苦难"使情感类电视节目存在道德认知失真、道德情感失真、道德判断失真、道德行为失真等问题,必须通过坚守道德底线,排除道德真空;牢筑职业道德,重视行业伦理;恪守道德情操,提高道德判断;完善制度规定,明确行为责任等路径实现"消费苦难"哲学语义的回归。

湘西苗族氏族式房屋修建发展中的思想变化——以湖南省古丈县某苗族农村张氏氏族为例

湘西农村自形成起,就掺杂了汉、苗、土家三族,形成了最广义上的"大杂居,小聚居",多是同一民族聚合成某一村或某一镇(乡),而在这"同族村""同族乡"中,绝大多数是由不同的姓氏氏族组成的,这些氏族房屋的发展代表了某一时期当地或者较大范围的区域在思想方面的一些变化。所以,研究其中某一氏族的房屋修建的发展轨迹,对于深入探索该地区的思想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少数民族农村氏族式房屋研究,也将对研究农村中少数民族思想的变化提供较为新颖、全面的手段指导。此外,新农村建设下的苗族氏族式房屋发展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也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马修·哈丁对自由主义慈善法理论的建构及其启示——评《慈善法与自由国》

马修·哈丁的《慈善法与自由国》一书是尝试转变此前自由主义对慈善法缺乏关注之局面的重要论著。在该书中,马修·哈丁尝试建构出基于自主的自由主义慈善法理论,并通过回应由慈善法所引发的国家行为和公共话语如何符合基于自主的自由主义的期待,表明了慈善法具有促进自由的实践可能。从建构线索来看,马修·哈丁认为相较于中立性主张,自主的自由主义更具建构自由主义慈善法理论的内在势能和现实优势。但在马修·哈丁看来,构建出一套基于自主的自由主义慈善法理论具有极强的复杂性,因此他选择从“供给”侧的视角来接近而非建构一套基于自主的自由主义慈善法理论。在这套基于自主的自由主义慈善法理论中,马修·哈丁认为慈善法的促进性、激励性和表达性策略可以促进自主的自由,但这一策略需要回应好分配正义与追求慈善目的时出现的歧视等问题。将提升促进自主的能力作为慈善的使命安排和审慎界定慈善目的的内涵与外延,是马修·哈丁在该书中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基于家庭孝道建设上的个体修养的伦理思考

家庭是构成人生存和活动的最基本的单位,对于个体的思想观念、道德修养、行为习惯等的培育与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其中,在家庭对个体修养产生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因素则是家庭的孝道建设。孝道作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被各个时代的思想家、统治者所提倡、所设计、所实践,是合理建构家庭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社会与家庭三者关系的重要基石,在现代仍具有极高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作用。而孝道就其本质来看则反映的是一种伦理关系,如何加强和完善家庭中孝道建设下的个体修养,提升个体的生命内涵,这需要我们进行伦理思考。

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守正创新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对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新形势、新要求、新任务的时代回应,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其一,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功能地位作出新论断、对根本任务进行新规定,并融入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内容,提出公民道德实践的新要求;其二,对公民道德建设面临问题的新变化进行全面反思。公德式微、价值模糊、诚信焦虑、网络道德失范等问题成为公民道德建设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其三,对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理论进行创新性建构,以"建设"与"治理"并重为核心,构建了从管大局的系统层到重操作的方位层自上而下的新结构;其四,对公民道德建设治理做出新提升,推动道德与法律的深度互构、公私领域道德治理的深度互渗、现实与虚拟场域道德治理的深度互融、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效能的深度释放。

论关怀伦理学对道德教育的建构——性别视角的审视

性别与道德教育是关怀伦理学的重要议题,关怀伦理学通过揭示性别与道德教育的关系,一方面表明一种隐含非正义性的性别德性观教育已经成为道德教育长久以来的重要特质,另一方面则努力证明性别差异对发展道德教育具有建构性意义。通过对性别与道德关系的考辨、把握和建构,关怀伦理学从对道德标准与道德发展路线的重构主张对道德教育进行变革,并试图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学会关怀”的道德教育范式。在性别视角的审视下,这种“学会关怀”的道德教育不仅没有触及到我们作为性别的存在,对一种关怀关系的强调也没有充分体现出对我们在道德上的现实的性别关系的价值观照。同时,这种“学会关怀”的道德教育更没有深入到对基于性别的两种隐含非正义性的道德规范的批判与重构。在这一意义上,关怀伦理学所做出的发展道德教育的努力应当被视为一次未完成的启蒙,需要结合承认伦理、连结伦理和共同体伦理的价值理念进一步发展“学会关怀”的道德教育,使其成为一种能够安置性别及其要求的“特殊的普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