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治理背景下妨害安全驾驶罪的司法限缩适用

在轻罪立法扩张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轻罪轻罚、限缩适用是司法实务界面临的一个难题。作为公共安全犯罪领域中新增设的罪名,妨害安全驾驶罪的保护法益设定为以公共安全秩序为核心的集体法益。为实现轻罪立法扩张与司法适应限缩之间的平衡,在法益二元论的理论基础之上,宜认定该罪为具体危险犯;在实体法解释上,严格限制该罪构成要件的入罪标准、明确主观罪过形式及出罪条件,限缩集体法益的不合理扩张解释,缓解该罪的入罪泛化问题,为实现我国轻罪治理结构从当前的“又严又厉”走向“严而不厉”提供路径。

环境伦理视野中的环境刑法法益

环境刑法法益与环境伦理存在着联系,它们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区别。我国环境刑法法益的选择或确定应遵循修正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我国环境刑法法益应当是人类的生存或安全。首先是人类的生命、健康或重大的财产这些直接法益,其次是人类的生命、健康赖于存在的自然生态系统或其中的要素这些间接的法益。

环境治理的社会规范路径

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行为,引导个体实施环境友好行为是环境治理的基本思路。环境社会规范会对环境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是环境治理的重要路径。本研究在阐述社会规范的种类及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借鉴环境社会规范激活的相关理论,阐明环境社会规范激活的影响因素及环境社会规范作用于环境行为的基本机理,分析中国环境社会规范激活存在的障碍,提出政府通过促进环境社会规范的激活来治理环境所应当采取的措施。研究结论表明,整体环境社会规范的激活水平决定着环境社会规范对环境行为的作用力,其取决于相互影响的环境描述性规范、环境命令性规范、环境个人规范的激活水平以及外部约束条件。由于受到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中国环境社会规范的激活存在一些障碍,导致环境社会规范激活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些主要的障碍包括环境消极描述性规范反向作用大、环境个人规范激活水平低和行为的成本、行为的技术障碍、行为的便利性等外部因素的制约突出。在此,提出的建议是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采取积极措施,通过提高环境社会规范的激活水平来达到环境治理的目标。政府相关部门可通过描述性规范信息的传递提高环境描述性规范激活水平。环境宣传教育中通过生态价值观确立、环境污染行为不利后果的明确认知、环境不利后果避免的正确归因来提高环境个人规范的激活水平。通过降低遵守环境社会规范的难度和成本消除环境社会规范激活的外部制约因素。通过完善环境立法并强化环境法的实施可有效提高环境描述性规范、环境命令性规范、环境个人规范的激活水平,从而提高整体环境社会规范的激活水平。

环境税设立原则的探讨

环境税的设立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它们为判断税收因素或措施是否合理提供标准和准则。环境税设立首先应坚持生态保护的原则,这由环境税的本质属性所决定;其次,应坚持公平、效率的原则,这里应特别关注在环境保护上的公平效率;最后,要坚持适度从紧原则,这是由我国环境污染现状、国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所决定的。

美国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及其借鉴

根据社会和环境犯罪的发展趋势,对现有的环境刑事政策进行调整,以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是非常必要的。文章考察了美国现有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特点,以此提出我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缺失,并给出了调整我国环境刑事政策的简单建议。

美国环境行政执法模式及启示

20世纪70、80年代,"对抗式"环境行政执法在美国占据了支配地位。90年代以来,由于公司企业对环境社会伦理规范认同度提高,公司企业的守法意愿增强,实际的守法率也居于高位,美国环境执法从"对抗式"转到了"合作式",更多地采取有针对性、灵活性的非正式执法策略或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执法效果,这对面临困境的中国环境执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遗忘物与遗失物的区别

侵占罪中遗忘物应该区分于遗失物。两者的文义不同是区分的原因之一 ,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也有意将两者加以区分 ,台湾地区的侵占罪立法体例提供了将两者区分的可资以借鉴的法律传统。将遗忘物与遗失物加以区分的实质在于对不同财物的侵占体现了不同的社会危害性。将两者加以区分也体现了刑法谦抑性的价值理念。

美国“柔性”环境执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为平衡"刚性"环境执法的严厉性,美国发展了"柔性"环境执法,主要包括一般的非正式执法措施、守法援助项目和环境审计自我报告项目。美国"柔性"环境执法既有其有利的一面,也存在弊端。本文对美国的"柔性"环境执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指出我国可适时开展"柔性"环境执法,并提出将"柔性"环境执法法律化、建立环境审计自我报告制度等建议。

略论法律的生态安全价值

安全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安全价值应视为法律的首要价值。在生态危机时代,生态安全是人类的基本需求。生态安全相比于其他安全居于首要地位。生态安全作为人类价值追求的目标应客观化于法律之中,生态安全价值的确立对于法律有重要的意义。

环境行政执法效率的经济分析

以经济分析为方法,通过构建行为模型并以行为模型为基础,对我国环境行政执法政策选择进行分析研究,以清楚认识我国环境行政执法效率不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提高执法效率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环境违法行为会对影响预期违法成本与违法收益的因素做出反应,在环境行政执法中这一因素主要是行政罚款。个人行为模型和行政行为模型显示,我国环境行政执法效率不高的症结在于行政罚款中忽视制裁率问题,并导致行政执法不能产生较好的预防环境危害行为的效果,也导致社会福利的减损,使行政执法的社会效用不能最大化。最优的环境行政罚款政策应考虑罚款数额、制裁率和环境危害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行政责任归责标准、风险偏好和边际效用也会对最优环境行政罚款政策选择产生影响。

美国环境犯罪严格刑事责任的演化与评析

为了确保食品、药物及环境等涉及公共福利领域的安全,美国法院发展并确立严格刑事责任制度,该制度包括公共福利犯罪原则和有责任的公司管理人员原则。确立环境严格刑事责任的目的是确保刑法在保护环境和促进环境法遵守方面的效率。公共福利犯罪原则和有责任的公司管理人员原则减轻了美国起诉部门的证明责任,降低了司法成本,同时提高了犯罪的成本,增强了刑法的威慑力。这体现了美国环境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是社会利益保护优先和效率优先。

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保障的思考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对经济社会的安全、稳定有着重要影响。应设计、安排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保障制度的安排应坚持效率、公平的原则。食品安全保障制度首先要确立生产者第一责任人制度;其次要确立食品召回制度;第三要健全食品安全市场准入法律制度。

论侵占罪的财产关系

具有特定性质的财产关系是侵占罪成立的前提条件。就代管物来讲 ,侵占行为发生时的财产关系是一种支配持有的关系 ,即代管物的物主以所有人身份对物具有支配控制力 ,行为人仅为达到某种目的或完成某种约定而持有该物。就遗忘物来讲 ,侵占行为发生时的财产关系是物主虽已将某物遗忘于特定场所 ,但能够恢复对该物的控制 ,行为人仅以拾得行为而持有该物。就埋藏物来讲 ,侵占行为发生时的财产关系是行为人以消极、无害的方式持有了他人的埋藏物。对物的财产关系的性质具有划分侵占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功能。

刑罚认知有限性及其对刑罚威慑实现的启示

刑罚认知是刑罚威慑实现的基本前提,当潜在犯罪人主观所认知的制裁概率、刑罚强度与客观制裁概率、刑罚强度保持一致时,刑罚才产生预期的威慑犯罪效果。犯罪决策面临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潜在犯罪人可能利用简便的经验法则或认知策略去认知刑罚,这也决定了潜在犯罪人刑罚认知的有限性。在刑罚认知有限的情况下,刑罚威慑的实现要注意降低潜在犯罪人的刑罚信息成本,同时要将刑罚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建立的刑罚认知有限性的基础之上。

生态文明与法律价值

生态文明所包含的精神性内容,开拓了人们的认识视野,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法律价值与生态文明的伦理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生态文明社会中的法律价值主要包含生态自由、生态秩序、生态公平、生态安全和生态效率。

刑罚威慑过程与量刑的经济学规则

刑罚威慑过程是刑罚裁决与威慑对象行为选择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刑罚裁决与威慑对象之间通过刑罚信息交流而相互作用或影响,刑罚信息的传递影响着犯罪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刑罚威慑效果。现实中,威慑对象难于获得有用的、确定性的刑罚信息,这主要是人民法院没有一个具体的、稳定的、连续的、一致的量刑策略造成的。建立于普遍意义事实基础之上的量刑经济学规则,更好地解释了犯罪行为选择,也为降低刑罚信息成本,增强刑罚的威慑效果,提供了可行的量化分析工具或方法。

生态伦理的演变与环境刑法的发展趋向

法律与道德具有内在价值的一致性,法律应当适应道德观念的变化而作出调整。人类的生态伦理经历了由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演变,故环境刑法也应当根据生态伦理的演变趋势进行方向性选择,其中包括强化对犯罪行为的认定、倾向于对行为犯罪名的认定、侧重于对自然犯罪名的认定等。

美国环境刑法公共福利犯罪原则探究

在美国,公共福利犯罪原则适用于危害公共福利一类的犯罪,该原则导致被告承担所谓的严格刑事责任。近些年来,有公共福利犯罪原则被扩展适用于一些环境犯罪案件。文章介绍了公共福利犯罪原则的源起和其在环境犯罪案件中的适用,对此做了相应的评价。

违反环保行政义务行为的犯罪化探讨

基于完善环境刑法的需要,我国应设立违反环保行政义务罪。本文介绍了典型西方国家关于违反环保行政义务罪的立法状况,分析了我国违反环保行政义务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提出了设立本罪的具体立法建议。

生产者环境延伸责任立法及其完善

生产者延伸责任是环境法中的重要制度,其有利于促进废弃产品的回收和循环利用,有利于节约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我国现有生产者环境延伸责任虽有立法规定,但存在一些问题。生产者延伸责任立法应在既定价值取向的指引下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