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沟壑区生态用地空间格局变化分析——以陕西省洛川县为例

[目的]揭示基础生态用地与生产性生态用地相结合的现实条件下生态用地的时空格局变化,为探索果业生产在林地资源有限区域的现实生态意义提供支撑。[方法]利用国土二调和三调数据,从景观生态学和空间统计学视角,对洛川县生态用地数量变化、转移过程、空间冷热点进行了分析。[结果](1)2009—2019年,洛川县生态用地总量增加了4703.87 hm^(2),其中林地和果园增加面积最大,分别为23103.4,9025.31 hm^(2)。(2)全县稳定性生态用地面积达108583.1 hm^(2),其中北部的低峁丘陵区稳定性生态用地以林地为主,其面积占比达到了90.04%。中部塬区与南部残塬沟壑区稳定性生态用地以生产性生态用地类型为主,面积占比分别达到了各区域稳定生态用地总面积的44.35%,45.7%。(3)生态用地占比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显示,2009年和2019年两个年度基础性生态用地的聚集度格局未发生显著变化,但生产性生态用地的空间聚集格局变化较大,其高—高聚集区和低—低聚集区分别增加了6079.64,10792.11 hm^(2),统计不显著区域减少了18309.15 hm^(2)。(4)以园地为代表的生产性生态用地变化直接促进了整个县域生态用地格局的变化,其中高—高聚集区和低—低聚集区分别减少了18262.62,8373.14 hm^(2),统计不显著区域增加了27725.61 hm^(2),并显著提高了乡村农民的收入水平,对区域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结论]洛川县以果园为代表的生产性生态用地对该区生态用地稳定性影响较大,未来应加强果业生产对林地资源有限区域的生态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视角下企业破产府院联动机制研究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其优化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的指引下,本文探讨了企业破产府院联动机制的价值及其运行现状。这一机制通过政府部门与法院之间的紧密合作,实现企业破产的高效处置,进而推动营商环境的整体优化。 然而,在运行过程中,府院联动机制仍存在一些不足。 为解决企业破产府院联动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升该机制的运行效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通过不断完善这一机制,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企业破产问题,建设中国化府院联动机制,提升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竞争力。

中国生态用地稳定性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生态用地稳定性是生态用地数量与质量双重保护的重要载体。基于2000、2010、2020年的GlobeLand30土地利用数据,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方法,并应用生态用地稳定性指数,揭示中国2000—2020年生态用地稳定性空间格局特征;同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中国生态用地稳定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如下:(1)近20年中国生态用地面积总体减少了近7.44×10^(4)km^(2),以新疆西北部缩减最为明显;同时,耕地(76.5%)、建设用地(11.3%)的侵占是生态用地缩减的主要原因。(2)近20年中国稳定性生态用地数量变化不大,其空间分布与“胡焕庸线”较一致,其中热点面积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侧(42.3%),冷点面积在“胡焕庸线”东南侧(21.2%);以占稳定性总面积53%的高稳定等级的生态用地为主,集中分布在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中(24%)、低(23%)稳定等级数量相差不大,多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中东部地区。(3)自然因素,特别是年降水量与年日照时数,对生态用地稳定性变化的影响最为显著;同时自然与社会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相较单一影响因素对生态用地稳定性变化更具解释力。生态用地稳定性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的深入探究,能在动态背景下为保障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国土空间优化配置与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全面促进人地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共同富裕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的问题及路径

发展数字经济对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中主要存在制度和法律不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不强、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水平不高、民众数字素养不高的问题。中国可以通过建立健全保障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法律、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平衡发展、拓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提高民众数字素养以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宜昌市生态安全网络要素时空动态及其影响因素

生态安全网络是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性与功能多样性的重要框架,连接其中的生态要素对协调城市建设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导向性意义。以三峡大坝所在地宜昌市为研究对象,基于“源地识别-阻力面构建-廊道提取-节点分析”的网络范式,对2000—2020年不同生态安全网络要素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基于核心区筛选、生境质量热点提取、景观连通性判断以及自然保护地检验等步骤综合识别的宜昌市生态源地在三个时期分别为43.41、49.03万hm~2和47.76万hm~2,集中分布在三峡库区水土保持区;生态廊道数量、里程及覆盖面积逐渐减少,其中廊道数量与里程集中在平原浅丘生态建设区,而廊道覆盖面积聚集在三峡库区水土保持区,生态夹点数量与面积先增后减,均集中在三峡库区水土保持区,生态障碍点集中在三峡库区水土保持区和平原浅丘生态建设区;(2)生态阻力结构自西向东逐渐增加,不同时期阻力值分别为38.90、42.19和40.66,平原浅丘生态建设区内生态阻力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分区;(3)以降水量为代表的气候要素对生态源地空间分布驱动效果最为显著,土壤类型影响最为薄弱,不同影响因子之间以降水与其它因素的交互作用更加强烈。围绕宜昌市生态安全网络要素的时空异质性及其影响机制所展开的系统性论述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地区生态安全现状的发展趋向与潜在挑战,为以三峡屏障构筑工程为代表的生态安全建设与管理工作提供了科学支撑。

新加坡对中国双循环发展的启示

新加坡从主要依赖国际循环转变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加坡的经验对我国构建、完善新发展格局具有借鉴意义。我国的营商环境还需要优化,产业发展水平还需要提升,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法律制度还需要健全,研究和创新能力还需要提高。我国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重视研究与创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导,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共进。

基于投影寻踪模型的农民收入质量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自2004年“三农问题”被正式提出以来,农民收入一直是其核心.简单地通过农民收入数量的增长来衡量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已不再合理.因此,引入农民收入质量的界定,并通过建立投影寻踪模型对四川省2006—2015年各县(区)农民收入质量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农民收入质量评价指标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和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的投影方向较大;农民收入质量整体水平逐年提高;农民收入质量具有中、东部较高,西部较低的特征;农民收入质量等级呈现差距逐渐缩小,空间格局由“无序”到“有序”演变.农民收入质量的引入及界定为“精准识别”贫困村和贫困户提供了新思路,为精准扶贫的有效实施提出了新对策.

京津冀地区生态用地稳定性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探索生态用地稳定性格局对动态背景下区域生态规划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2010、2020年京津冀地区生态用地数据基础,提取2000—2010和2010—2020年间稳定性生态用地,借鉴并应用生态用地稳定性指数予以衡量区域生态用地的时空稳定效应,并利用ArcGIS平台空间统计工具对生态用地稳定性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最后基于地理探测模型对生态用地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探索。研究结果显示,(1)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京津冀地区稳定性生态用地有所减少,集中分布在内蒙古草原生态区和燕山-太行山山地林生态区。(2)两时期生态用地稳定性指数分别为90.85%和83.86%,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生态用地稳定性指数等级结构显示前期极低稳定性和极高稳定性面积占绝对主导,后期极低、高和极高稳定性面积共同主导。生态用地稳定性指数空间格局呈现显著冷热点效应,热点区汇集在燕山-太行山山地林生态区和内蒙古草原生态区,冷点区集中在京津唐城市生态区和华北平原生态区。(3)整体研究区高程、坡度、地貌和土壤类型等地理要素解释力较高;平原区内温度因子解释力度最为突出,地理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解释力度也均较显著;山区内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密度、居民点密度和道路密度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作用更加突出。

生态用地空间稳定性及其格局分析——以咸阳市为例

生态用地是生态空间规划与生态保护的最核心土地利用类型集合。利用生态用地指数及空间统计学方法,对陕西省咸阳市2000—2010和2010—2020两个时段的生态用地空间稳定性的数量与格局特点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稳定性生态用地的空间分布呈现了北部数量多、中部数量少、南部关中平原极少的空间格局;在2000—2010和2010—2020两个时段,其面积从266935.14hm^(2)增加到了275851.17hm^(2)。(2)在2000—2010和2010—2020两个时间段内,全市的生态用地稳定性指数基本上都维持在26%—28%之间,其中以黄土丘陵沟壑区最高,在43%—45%之间,黄土台塬在14%—15%,关中平原区都在0.2%以下。(3)从生态稳定性指数的动态来看,20年间全市平均增幅为0.87个百分点,其中以黄土丘陵沟壑区增幅最大,后10年比前10年增加了1.61个百分点,关中平原区增加了0.02个百分点,只有黄土台塬区降低了0.15个百分点;生态用地稳定性指数的分级结果表明,其总体呈现低稳定等级区域在减少,而中、高稳定等级区域在扩大。(4)生态用地稳定性指数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整个市域以高-高聚集区和低-低聚集区为主,其市域面积占比区间分别为48%—49%和47%—48%,前者主要分布在北部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后者主要分布在南部的关中平原区和中部的黄土台塬区。热点分析结果表明,具有统计意义的冷点空间主要分布在南部的关中平原区和中部黄土台塬区,而热点空间则以北部的黄土丘陵沟壑区为主,仅在该区域的东南角有极小部分属于冷点区域。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环境建设的思考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自身内部与外在环境两方面建设的相互配合。可是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多局限于协商民主自身建设层面,对其必需的外部环境还缺乏应有的关注。事实上,有利的外部环境在为协商民主建设提供前提、保障和动力等方面发挥着无以替代的作用,从而为党和国家长期所重视和强调。现实中协商民主环境的不足,已经成为推进协商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必须在强化地方党政干部职责、完善相应制度和法律、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构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有利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生产空间重构

粮食生产空间重构不仅事关我国粮食安全,而且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从数量、生产潜力和空间格局三个维度出发,采用GAEZ模型、景观格局指数与重心迁移模型探讨了1980—2018年中国粮食生产空间重构。研究表明:(1)就数量来看,南减北增,总量基本持衡,但其内部转换频繁。粮食生产空间转出面积约达6458万hm^(2),其中退耕还林还草与建设用地扩张占到90%左右;粮食生产空间转入面积为6680万hm^(2),毁林垦草占到75%。(2)从生产潜力上看,其总量整体呈下降趋势,同时表现出由东向西降低的梯度差异。生产潜力总量减少主要是由退耕还林还草与城市扩张所导致,使得中低潜力、中潜力与中高潜力等级的粮食生产空间减少。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毁林垦草,使得中潜力与中高潜力等级的粮食生产空间大量增加。(3)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粮食生产空间的规模逐渐变小,形状趋于复杂,相隔距离逐渐变远。同时,粮食生产空间的数量重心整体向南运动,但迁移距离不大。而生产潜力重心不断向东北移动,迁移幅度相对较大。研究结果丰富了土地系统研究体系,为保障粮食安全及实现粮食生产空间的可持续集约化发展提供依据。

水利工程管理的规范化和精细化

水利工程管理是贯穿项目实施的重要环节,对工程质量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不仅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关系到行业的发展。因此,不断更新工程管理理念,找准现阶段存在不足,采取工程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和精细化的有效措施,提升工程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