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消化道出血患者用消化内镜方式治疗的临床效果观察

探讨上胃肠道内窥镜在上消化道出血中的应用。方法 收集本院2022年1月-2024年1月 60例上胃肠道出血病例,采用数字表将30例病人分为对照组和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的症状改善时间,止血时间,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1)术后再次出血率);2)炎症因子水平3),3) CRP,IL-6,IL-8),4)治疗效果));两组患者的各项指标明显降低(P<0.05);术后并发症及再出血发生率均明显低于治疗组(P<0.05)。两组患者术后炎症因子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组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上胃肠道内窥镜在上消化道出血中,对改善预后和病人的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漕运卫所中的藩王护卫军

藩王护卫军是明代漕运卫所运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被纳入到漕运体系中。承担漕运任务的徐州左卫、东昌卫、任城卫、豹韬左卫和龙虎左卫等与藩王护卫军关系密切,所涉及的藩王府包括楚王府、蜀王府和鲁王府。鲁藩护卫军在调为漕运卫所运军过程中,与楚藩和蜀藩护卫军,呈现出了不同的模式与统辖关系,既体现了漕运卫所与藩王护卫的复杂关系及漕运卫所的特质,又反映了明代皇帝对藩王的态度与政治策略动向。同时,将藩王护卫军改调漕运卫所和同城分立卫所是明王朝裁撤藩王护卫军后的两种安置方式,亦是削藩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

长运之后:明代中后期漕运派兑改革与卫所分帮机制

明代漕法凡三变,成化年间长运法推行后漕运制度逐渐定制,实则运作过程颇多曲折。从兑运到长运,均为解决江南地区的漕运问题,亦是军民州县水次交兑的进一步推广。长运之后,江南地区漕粮解运环节虽改为运军直达,征收和交兑环节却依然维持兑运法时期的“民收民兑”,因“军民交兑”地点逐渐普及至各州县水次仓,州县与漕运卫所之间逐渐形成“派兑”关系。成化时期派兑规制很难落实,卫所州县之间矛盾凸显,运作过程中常常一卫派兑多州县或一州县派兑多卫,衍生出卫所“分帮”运粮。万历元年,王宗沐推行全单定派,对民间已存卫所分帮加以官方确认,自此定“分帮派兑”之制。后历任漕运总督所推派兑改革虽在“定派”与“轮兑”之间反复不定,却均蕴含追求定制之精神,所谓“轮派之中,寓定派之意”。同时,明代派兑改革深刻影响了运军组织,“某卫某帮”结构被清代承袭,后被清帮利用。从卫所到漕帮,既体现了长运之后漕法的具体运作,又反映了明清漕运卫所的转变态势。

2016年哈佛大学水资源工作坊会议综述

2016年4月20日，由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波士顿学院联合举办的“水资源”（waterresources）工作坊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会议室召开，此工作坊是“资源——关于中国资源探索和开发的跨学科会议”（resourceful thingsan interdisciplinary symposium on resource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China）的会前会议。

明代镇海太仓卫学教育发展初探

从元代起,太仓便是漕粮海运重镇,明初开始设立卫所。太仓卫和镇海卫同处一城,驻守沿海。明正统年间,在朝廷建设卫学政策的鼓励下,镇海太仓卫学应运而生。探究明代镇海太仓卫学设置的缘由、过程、经费来源以及对地方教育的影响等,不仅有利于理解明代中期太仓卫与州县的关系,亦对理解沿海卫所教育发展的情状有所助益,丰富卫学教育研究的地域差异性。

明代运河沿线的水次仓与城镇的发展——以山东张秋镇为例

明代运河漕运制度既体现了明王朝财政体系的整体转变,也着眼于解决运河沿线漕运实施中的具体问题。宣德年间兑运法的实行与水次仓在运河沿线的建立有着密切关系,水次仓的建立对运河沿线城镇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张秋镇为例,考察在漕运制度改革下,张秋镇九个水次仓的设立、运作及其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由此,张秋镇的发展不仅仅视为交通区位影响下的结果,细致分析制度变化的地方语境及社会机制,才能呈现更加立体的历史场景。

环境史的研究及反思——马立博(Robert B.Marks)教授学术访谈录

环境史近年来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领域,马立博教授是西方环境史研究的领军人物。马立博的个人研究理路经历了从社会经济史到环境史的转变,他的众多作品中《虎》是一个关键节点。他的研究理路转变和对环境史的反思,对于我们理解环境史有很大助益。同时,他仍认同"加州学派"的基本观点,反对欧洲中心论,认为赋予中国关键角色的全球史对于现代世界如何形成的叙事至关重要。他指出中国环境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宝贵建议,认为中国环境史研究应该增加更多关于生态科学的议题,注意人与环境互动的复杂性网络,包括我们如何看待环境和将非人类生命纳入我们的叙述体系中,进一步将中国环境史研究扩展到全球史的研究。马立博教授期待中国学者能在这一领域做出全球性的贡献。此外,他在访谈中提到的环境史研究学者及代表作尤其值得关注。

争夺运河之利:明代瓜洲闸坝兴替与漕运制度改革

明代前中期漕粮运输方式发生了多次改变,至宣德年间,实行兑运法,瓜洲开始成为兑运江南漕粮的重要水次。成化年间,江南地区推行长运法,交兑水次地点由瓜洲南移到了江南州县水次,运军开始面临过江问题,运军往往需要"雇船盘坝"过江。隆庆年间瓜洲闸坝经历了一番更替,在瓜洲盘坝和过闸是运军过江的两种方式。隆庆六年瓜洲建闸,看似细微的变化实际上对明代漕运制度及国家财政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不仅是理解长运法改革在江南地区的推行的关键,更是理解漕运制度运作以及明代中后期工部运河费用体系的重要面向,也体现出了不同群体对于运河利益的争夺。

从漕运卫所和仓储体系看明前中期漕运改革——以徐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漕运改革,既体现了王朝财政体系的整体转变,也着眼于解决运河沿线漕运实施中的具体问题。徐州卫所和仓储体系的转变,集中呈现了这一过程的丰富面相。宣德五年,徐州左卫的建立与由支改兑直接相关,是兑运法得以实行的重要环节。同时,徐州开始形成两套仓储体系,即在全国范围内发挥支运功能的广运仓和兑运法下州县级水次仓。长运法的实施,并未改变徐州所行兑运法,却对其支运体系做了调整,广运仓转变为运军关支行粮所在。可见,支运、兑运到长运法的实行并非简单的线性变化。理解三次运法改革,不但应从交兑方式理解,更需对漕运卫所和仓储体系等作整体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