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禀赋对农户绿色生产投资意愿的影响——以秸秆还田为例

作为一种典型的绿色生产方式,秸秆还田兼具环境污染治理与资源循环利用之效,但现实中农户响应并不积极。个体的意愿选择通常会面临着个人及家庭资本禀赋的约束,为探究农户在秸秆还田问题上是否也面临着相同的境况,本文基于相关理论分析,提出了资本禀赋水平和结构会对农户秸秆还田投资意愿产生作用的假说,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熵值法和CVM方法对农户的资本禀赋水平和结构、秸秆还田投资意愿与水平进行了评价分析,以Probit和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禀赋及其结构对农户秸秆还田投资意愿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农户的资本禀赋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各类资本禀赋按照水平排序为:社会资本(97.99)>自然资本(95.42)>物质资本(94.88)>经济资本(94.23)>人力资本(90.01),结构方面以社会资本占优型农户居多,占比40.49%,人力资本占优型的农户个数为0。(2)仅有35.26%的农户愿意投资秸秆还田,但投资意愿水平分布较为均衡,平均投资意愿约为5.62—15.94元/666.7m2·季。(3)自然资本(地形)、物质资本(家电数量)、人力资本(性别比例)、经济资本(收入稳定性和融资能力)和社会资本(制度信任)等水平的提升以及资本禀赋结构的优化均被证明可显著增强农户秸秆还田的投资意愿,可见农户秸秆还田投资意愿不高或因资本禀赋约束所致。由此提出了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优化农户资本禀赋结构的政策建议,以促进秸秆还田等绿色生产方式的推广应用。

基于市场参与维度的农户多维贫困测量研究——以连片特困地区为例

在农村扶贫攻坚任务趋紧形势下,市场化反贫困被认为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手段。为探究市场化反贫困思路是否符合实践需要,基于广西和陕西两省(区)连片特困地区419份农户调查数据,应用拓展的AF方法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量。研究结果显示:(1)多维贫困问题在连片特困地区广泛存在,且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较高。不同维度的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各维度按MPI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市场参与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基础设施贫困。(2)市场参与维度各环节贫困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产后环节、产中环节、产前环节。因此,要深入推进市场化减贫战略,通过促进农户稳定融入农产品供应链、完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加强收入及教育常规扶贫手段等推进反贫困工作。

利他倾向、有限理性与农民绿色农业技术采纳行为

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广受关注,绿色农业技术推广迫在眉睫,但农民却行动迟缓,这是否说明农民重私利而无公德?利用冀鲁皖鄂四省1372份农村入户调查数据,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检验,从利他倾向和有限理性视角考察了农民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结果发现:除自利动机外,农民同时具有利他倾向,对具有生态福利属性的绿色农业技术有着良好的潜在认同与需求;但囿于认知不完全、外部环境不确定所引致的有限理性问题,农民在绿色技术面前往往表现为迟疑甚至退缩;秸秆还田的机械化、亲环境和劳动替代属性使得兼业、收入、经营规模和价值认知等成为影响农民采纳的显著因素。据此,强化农民认知的同时,将公共道德塑造融入乡村问题治理之中,不失为经济和制度手段以外推进农业绿色化转型的有效选择和有益补充。

特困地区自然灾害脆弱性及其致贫效应的调查分析

为揭示市场化反贫困进程中农户的自然灾害脆弱性及其致贫效应,厘清精准扶贫工作优先序,本文采用滇桂黔石漠化地区和秦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的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户灾害风险的感知情况进行分析,并通过熵值法和Probit模型评估农户的自然灾害脆弱性和市场风险脆弱性。通过对二者致贫效应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相较于市场风险,自然灾害尤其旱涝等气象灾害是农户面临的主要威胁。农户自然灾害脆弱性程度更高,说明与市场风险相比,自然灾害对其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更大。自然灾害脆弱性程度提高会显著增加农户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其致贫效应强于市场风险脆弱性,但两者致贫效应存在着统计意义上的此消彼长关系。可见,自然灾害致贫问题仍然不容忽视,应将提高特困地区农村抗灾减灾能力摆在首要位置,并促进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惟此方可实现特困地区农户精准脱贫和稳定发展。

农户对农产品供应链减贫增收价值认知及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桂、陕两省(区)连片特困地区419份农户调查问卷,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将农户划分为贫困与非贫困两组,进行对比,分析不同经营主体对农产品供应链减贫增收的价值认知及影响差异。研究发现,连片特困地区非贫困农户对农产品供应链的价值认知水平要高于贫困农户,但两者对农产品供应链减贫增收的价值认知均有待提高。同时,农户对农产品供应链的价值认知受个人禀赋、家庭特征、外部环境与主观评价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贫困农户多受个人禀赋和家庭特征影响,非贫困农户则易受外部环境和主观评价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农产品供应链作用宣传推介,坚持有的放矢,分类施策;加快供应链核心主体培育,提升供应链整体运行水平;规范农产品供应链运营管理,健全供应链风险防范机制,以此推动更多农户稳定融入农产品供应链,以实现减贫增收。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食用菌贸易状况分析

根据2001—2015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食用菌贸易数据,分析我国食用菌贸易发展状况、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指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食用菌贸易总额呈快速上升趋势,我国处于绝对的出超地位,在地区上集中于少数国家,品种方面集中在少数品种。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食用菌产业国际竞争力,丰富食用菌贸易品种;巩固食用菌贸易伙伴关系,扩大我国食用菌市场占有率;利用好"一带一路"契机,同沿线各国密切食用菌技术交流等。

德政何以善治:村域干群关系如何影响农民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来自四省1372份农户数据的验证

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特殊性和相关市场不完善,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与乡村环境治理表现出市场配置失灵、政府干预嵌入不畅的两重特征,村干部和村基层组织内嵌乡村社会网络的特殊地位,使得干群关系在村域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得到极大凸显。在村干部与村民联系日渐疏远的后税费时代,干群关系增益能否对动员农民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有所裨益?基于社会资本视角,本文在理论层面梳理了农村干群关系差异化特征产生的前置原因及其对农民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后置影响路径,并以秸秆还田为例,利用冀鲁皖鄂1372份农户调查数据,借助Binary Probit模型对其进行检验,结果发现:①现阶段干群关系整体紧密度不高,村干部队伍结构有待优化;②在控制了个体人际交往特质差异后,干群关系增益仍被证明有助于推动农民的废弃物资源化行动,且对相关政策实施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③紧密型干群关系通过带动示范、政策宣传和规则认同三种途径促进农民参与废弃物循环利用。鉴于此,应通过吸引人才和强化培训等优化村干部队伍结构,增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同时从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和立信于民三个方面着手,塑造紧密型干群关系,以激发环境治理中农民集体行动的内生力量,推进农业生产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打通农村环境治理德政实现善治的"最后一公里"。

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家庭经济水平能唤醒农户生态自觉性吗?

绿色化生产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式,不但为政府所提倡,更是农业发展的未来导向,农户是否自觉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关乎未来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进展情况。利用山东、湖北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和全国合作社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户自觉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水平是制约农户自觉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的重要因素,提高农户的家庭经济水平有利于增强农户实施秸秆还田和减少普通农药施用的生态自觉性。然而,农户减少普通化肥施用的生态自觉性普遍较低,改变农户的传统观念,提高其生态自觉性,促使农户合理施用化肥尤为重要。同时,务农年限、绿色认知、种植面积、家庭总人口、技术指导和地域差异也会影响农户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对此,政府应着力于农户收入多元化发展,努力提高其家庭经济水平,在此基础上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因地制宜加大新型实用农机研发力度,以此促进农户生态自觉性的养成与提高。

世界食用菌贸易竞争力与产业内贸易格局动态演化分析

对我国和波兰、西班牙等主要食用菌产品出口国2000-2014年的食用菌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WMS)、贸易竞争指数(TC)、显示性对称比较优势指数(RSCA)进行了定量分析。试验结果表明,我国食用菌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贸易竞争指数均处于较高水平,但竞争比较优势不明显,综合竞争力与波兰等食用菌强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通过对主要食用菌出口国的食用菌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格局的动态演化对比分析,对我国食用菌综合竞争优势偏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评述,并据此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议,包括引进先进技术、提高产品品质;拓展出口贸易市场,增强市场开拓能力;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大力培育龙头企业以带动食用菌产业发展。

外出务工影响了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吗?

基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背景,促使农民以多元化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对于优化村庄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至关重要。借助湖北省655份微观数据,利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探讨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监督是农民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最常选择的方式,其次是建言、投资、投劳。(2)外出务工能推动农民以投资、建言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村庄认同能促使农民选择以投资、投劳、建言、监督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随着村庄认同程度的增强,外出务工对农民以投资、建言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推动力亦会随之增强。(3)对于新、老两代农民而言,外出务工和村庄认同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方式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外出务工能促使新、老两代农民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这一作用对新生代农民更强;村庄认同能推动新、老两代农民以投资、建言、监督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在新生代农民上的作用力更大。因此,应推动农民外出务工的良性发展、培育与增强农民的村庄认同,并针对新、老两代农民的特点,制定差异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广措施。

保险是否“保险”:主动型气候灾害适应策略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三大主粮作物保险为例

气候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威胁农业生产稳定和农户持续增收。作为一项特殊的主动型气候灾害适应策略,农业保险的收入效应仍存有争议。本文从气候灾害适应视角,构建了农业保险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分析框架,进而利用CRRS数据,通过OLS和PSM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对比分析了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主粮作物保险的收入效应差异。结果发现:(1)农业保险对农户收入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2)玉米和小麦保险具有明显的正向收入效应,但水稻保险的积极效应并不显著;(4)当前农业保险具有减小损而不防大灾的特点,当农户受灾减产达到一定比例时,农业保险正向收入效应不再显著甚至转为负向。据此,本文围绕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创新农业保险种类、优化理赔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作物秸秆还田利用的农民决策行为研究——基于皖鲁等七省的调查

本文利用安徽、山东等七省的686份农民调查数据,对农民秸秆还田的决策行为进行实证分析,构建Binary Logistic模型探究个体及家庭特征、外部环境因素及还田福利认知对农民还田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农民的思想观念并非盲目落后,只有给予追求个人或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农民充分尊重,秸秆还田才可能取得预期成效。农民对秸秆还田的生态和社会福利认知水平成为影响其还田决策的重要因素,还田经济福利认知的影响不显著。相对于个体和家庭特征,外部环境对农民秸秆还田意愿作用更明显,其中种植大户的示范带动作用十分显著,但补贴与处罚措施却对农民还田意愿呈负向影响,现有的奖惩机制有待完善。据此,提出了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强化绿色化理念宣传教育,增强农民综合福利认知;完善农村环境保护制度,提高奖惩政策瞄准精度等政策建议,以提升并推进作物秸秆还田利用的效率水平与实践进程。

有意愿无行为:农民秸秆资源化意愿与行为相悖问题探究——基于MOA模型的实证

文中利用鲁鄂冀皖四省1372份农户调研数据,基于MOA模型,通过对秸秆还田的考察探究了农民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与行为相悖离的原因。结果发现:(1)36.81%的农民秸秆资源化利用意愿与行为相悖离,且多表现为'有意愿而无行为',占比28.64%;(2)农民秸秆资源化的动机(3.76)>机会(3.38)>能力(2.71),三者的改进对于农民秸秆资源化意愿转化为行为具有促进作用;(3)机会的强化能够增强动机和能力在农民意愿向行为转化中的积极效应。据此,着重增强农民相应的个体能力并提升外部条件,以改进秸秆利用成本收益比,是推进农民秸秆资源化意愿付诸行动的治本之策。

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补偿标准测算——基于湖北省武汉、随州与黄冈三市的调查

本文以CVM为基础,从"保护者得到补偿"、"社会受益、政府补偿"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模拟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市场,考察了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受偿意愿及意愿受偿水平。研究表明,82.1%的农民愿意接受一定金额的补偿作为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激励。在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利用参数估计方法测算出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补偿标准为544.32元/年·户;在不考虑农民禀赋特征等因素的影响下,利用非参数估计方法测算出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意愿受偿水平下限为415.16元/年·户,上限为505.68元/年·户。运用Heckman Selection Model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参与生物质资源循环利用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有主要收入来源、家庭总收入、废弃物工作处理满意程度;影响农民意愿受偿水平的关键因素则包括性别、年龄、家庭总收入、耕地面积、农村环境评价、环保政策作用感知。

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响应机理及决策因素分析

农村垃圾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满足农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响应及程度将直接影响农村垃圾治理成效。基于989份农户调查数据,将个体内在感知层面的环境责任感、政策认知和外在关系层面的制度信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究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的影响机理,并利用双栏模型(DH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7.62~16.42元/月·户,对农村生产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134.62~435.08元/hm^(2)·季;(2)环境责任感和政策认知正向影响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生活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政策认知还对农户农村生产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3)制度信任直接影响农户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同时还正向调节农户政策认知和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并在环境责任感和垃圾治理投资意愿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建议在完善农村垃圾治理政策的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农户对相关环境政策的了解度,增强农户环境责任感,从而激发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积极性。

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关联效应分析——基于滇、桂、苏、闽四省(区)的实证

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既是现代农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贫困农户减贫增收的现实路径。在农业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通过培育农产品供应链以此带动农户减贫增收致富,是当前市场化减贫的重要方向。基于滇、桂、苏、闽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关联效应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具有正向作用,加入农产品供应链能显著增加农户收入,而且对欠发达地区的作用发挥优于发达地区。有无加工销售、农产品出售渠道、对供应链管理认可程度等供应链融入状况关键因素对农户减贫增收影响明显。因此,重视采取整合区域农业资源与要素,培育优势农产品供应链;协调农产品供应链主体关系,构建小农户稳定融入机制;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深入推进农业市场化改革进程等优化措施,方能充分发挥农产品供应链对农户减贫增收的带动效应。

年龄对农民跨期绿色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

中国农业面临着劳动力老龄化与绿色化转型的双重约束。聚焦于跨期技术属性,本文提出了中国情景下年龄对农民跨期绿色农业技术采纳的倒U形影响假说,进而以秸秆还田为例,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利用冀鲁皖鄂4省1372份农民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年龄对于农民跨期绿色农业技术采纳的影响效应呈倒U形态势,"中年农民"成为现阶段绿色农业技术扩散的积极力量;②人力资本和风险偏好是年龄影响农民跨期绿色农业技术采纳的重要中介变量,两者的中介效应占年龄总效应的71.94%;③信息化和耕地规模对中青年农民的跨期绿色农业技术采纳具有促进作用;经济价值认知、是否贫困、供水情况、补贴和处罚政策对中老年农民采用跨期绿色农业技术表现出积极影响;社会资本对中青年农民的技术采纳具有负向影响,但有利于中老年农民采纳跨期绿色农业技术。由于年龄较高农民积极采纳跨期绿色农业技术其实是该群体非农就业机会减少而被动"以农为业"的结果,这表明农业生产包括农业资源保护与开发缺乏最为优质的劳动力支撑;另一方面,非农就业的青壮年劳动力由于缺乏务农经历,多年后回归农业又能否承担起农业绿色化转型的责任也值得思考。因此,劳动力老龄化对中国农业短期的影响在于如何把地种好,而长期的潜在威胁依然是谁来种地。

社会网络、收入不确定与自雇佣妇女的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行为

本文以资本可替代性、自雇佣妇女特征和保护性耕作技术属性为逻辑起点,利用冀皖鄂三省的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和Binary Probit模型,以秸秆还田技术为例,考察社会网络、收入不确定对农村自雇佣妇女采纳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影响,并通过二阶段IV Probit进行了内生性检验与讨论。结果表明,自雇佣妇女群体人力资本相对弱势,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比例仅为58.97%;62.66%的农村自雇佣妇女社会网络在较低或极低状态下运行,50.12%的自雇佣妇女面临着较高的收入不确定性;社会网络广度与高度提升可显著促进自雇佣妇女耕地保护行动,而网络强度的影响则不明显;非农收入不确定负向影响自雇佣妇女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纳,但农业收入不确定则并无显著影响;社会网络拓展可以有效抑制收入不确定对自雇佣妇女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不利影响,这种抑制作用主要通过非农收入实现,在农业收入方面则不明显。

温饱与环保:多维贫困如何影响农民绿色生产?—基于湖北省1507份农户数据的检验

农业生产实践中,农民不得不面临着“温饱”与“环保”的权衡与取舍。基于农民绿色生产兼具投资和消费的双重属性,文中尝试构建了后脱贫时代背景下,相对贫困、多维贫困对农民绿色生产行为影响分析框架,并采用Binary Probit模型和Threshold Regression模型,以湖北省1507份农户的有机肥施用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农民各维度贫困发生率依次为:教育(55.08%)>信息(38.02%)>相对收入(24.02%)>生活(20.97%)>健康(16.59%)。2)相对收入贫困对农民绿色生产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3)健康和生活贫困是低收入农民绿色生产的主要障碍,高收入农民则囿于教育和信息贫困而难以开展绿色生产。由此可见,由于农业绿色生产提供安全农产品并改善生态环境的功能日益被人们重视,而后脱贫时代的相对和多维贫困将继续存在并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绿色生产决策,如何通过缩小收入差距、识别并应对多维贫困,并提升政策靶向性,是新发展阶段实现农业绿色化转型不可忽视的问题。

从众意识对农民秸秆焚烧危害认知的影响——基于鲁、鄂两省的农民调查

为有效回答"从众意识对农民秸秆焚烧危害认知有何影响"这一问题,文中利用山东、湖北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从生态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三个角度,实证分析从众意识对农民秸秆焚烧危害认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从众意识对农民的秸秆焚烧危害认知存在正向激励作用,适当的从众意识可以促使农民主动学习,提高自身的认知能力,从而增进其对秸秆焚烧危害的认知。2)尽管影响农民对秸秆焚烧危害认知的因素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受教育水平高、务农年限长、种植面积大、环境容忍度低的农民,更能认识到秸秆焚烧的危害。此外,地域因素对农民的认知也存在一定影响。因此通过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传播绿色环保知识,因地制宜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民的秸秆焚烧危害认知,对促进作物秸秆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