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因果关系分析及参与度判定

医患矛盾已演变成诸多社会矛盾中的重要矛盾之一,医患纠纷有愈加严重之势,医疗侵权损害诉讼案件也逐年增多。由于医疗行为的利弊两重性、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临床诊疗行为的复杂性,审判人员无力解决医疗侵权损害诉讼涉及的医学科学问题。因此,审理此类案件常需对与诉讼有关的医学问题进行鉴定,以明确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行为、过错与损害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过错在损害后果中的参与度等问题。但在司法鉴定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中,因果关系分析及参与度判定还存在因果关系分析理论基础不全面、因果关系分析逻辑不严密、术语运用不规范、参与度判定方法不合理等诸多问题。本文试从因果关系分析及参与度判定关系的角度进行讨论,以丰富鉴定理论,促进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科学、规范。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对策

由于医事活动的特殊性,科学技术的限制以及人们对于医学问题认识上差异,医疗纠纷还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医患关系较紧张,医患矛盾易激化,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国策。2009年3月,新的医疗改革方案出台并实施,针对目前的状况,如何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发生医疗纠纷后,如何恰当处理,对于构建良好医患关系,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鼠脑震荡后GFAP的表达

目的探讨脑震荡后GFAP在脑内的时间性变化规律,为脑震荡后经过时间的法医学鉴定提供理论依据。方法54只SD大鼠按不同损伤时间分成3,6,12,24h和2,4,7,10d及对照组,用单摆式机械打击装置建立大鼠脑震荡模型,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观察大鼠脑震荡后GFAP在伤后不同时间的表达情况。结果正常大鼠可见少量GFAP阳性细胞,脑震荡后6h后,随伤后经过时间的延长,GFAP表达逐渐增强,阳性细胞数目增多,胞体增大,突起增粗、增多,染色加深,至伤后7d达高峰。结论GFAP的检测可作为法医病理学诊断脑震荡的依据和推断脑震荡后经过时间的参考指标。

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认证与司法鉴定实践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世界各国都注重对青少年的特殊保护,我国刑法专门划定刑事责任年龄,以体现对青少年的关怀和救助,力求在全社会的帮助下,使他们重新走上自尊自强之路。准确认定青少年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牵涉到法律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以及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有必要分析青少年犯罪和刑事责任年龄分段特点,剖析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年龄的主要认定依据以及认证难的原因,正确认识认定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年龄的重要性以及主要原则,并通过多纬度的司法鉴定实践,完善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年龄认证,以指导司法实践,更好地体现我国法律尊严,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

骨龄鉴定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的证据价值

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准确认定嫌疑人的年龄与确定其刑事责任能力、正确地进行定罪处罚密切相关。骨龄鉴定意见科学、客观、可靠,在其他年龄证据存疑时,往往能打破僵局,发挥关键性作用,凸显其作为科学证据的价值。为此,本文通过阐述骨龄鉴定的原理、比较不同骨龄鉴定的方法及优缺点、分析影响骨龄鉴定准确性的因素,以及骨龄鉴定运用于刑事诉讼的特点,强调骨龄鉴定意见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的证据价值,并从多种维度诠释提高骨龄鉴定证据价值的路径,旨在引导人们转变传统观念,推动骨龄鉴定更好地应用于司法实践。

专家辅助人法律地位问题研究

专家辅助人是司法实务中重要的角色,现已通过立法明确建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并在各类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立法仅仅构建了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大体框架,在立法实践上还缺乏规范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要想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优势和作用,必须要进一步明确专家辅助人的法律地位。对此,在简要阐述专家辅助人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专家辅助人法律地位的立法现状和现实意义,并针对专家辅助人法律地位确定的现实困境,从明确法律资格认定、明晰权力义务和完善参诉程序设计三个方面提出完善路径,以期为相关主体提供有益借鉴与参考。

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中残疾程度评定标准探析

当前,医患矛盾已演变成诸多重要社会矛盾之一,医疗侵权损害民事赔偿案件也逐年增多。在此类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往往涉及医学科学技术问题,而审判人员常不具备足够的专业技术知识,需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司法鉴定,以明确诊疗过程是否存在过错、过错与损害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过错在损害后果中的参与程度等。对于遗留功能障碍可能导致残疾后果的,尚需进行伤残等级的鉴定。在鉴定实践中,针对不同损伤原因,我国业已制定了多个残疾程度评定标准,但对于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案件,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技术标准,也没有对如何参照已有标准的具体规定。在司法实践及司法鉴定实际工作中,适用技术标准混乱,往往形成争议意见,不利于案件的顺利审结和医患矛盾的有效化解。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希望在现有条件下就此问题达成趋于一致的意见,更好服务于诉讼活动。

专家辅助人中立性问题研究

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属于法定证据的一种,但其必须要经过质证才能作为司法审判的证据使用。而受制于专业知识的缺乏,当事人不具备从专业性极强的鉴定意见中发现纰漏的能力,这无疑是对其质证权的损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专家辅助人制度应运而生。为了能够让专家意见在庭审中发挥最大效力,必须保证专家意见的有效性,而中立性是专家意见的根本属性,只有中立性有所保障,才能让专家意见在提高司法效率中发挥作用,保证当事人诉讼权利,降低冤案错案的发生率。基于此,通过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发展历程,对专家辅助人制度在不断成熟和实践中所出现的不同问题进行阐述,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对策,以期促进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改进与完善。

青少年犯罪案件中骨龄鉴定意见的审查与应用

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年龄的认定是界定其法律责任范围、正确实施定罪处罚的先决条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骨龄鉴定作为年龄判定的重要手段,在被告人年龄证据存疑时,通常可打破僵局,充分发挥其科学证据的司法效用。本文立足于青少年犯罪案件中骨龄鉴定法律适用与现状,强调骨龄鉴定意见审查的现实意义,并重点分析了骨龄鉴定意见的审查要点和司法应用,旨在引导人们转变理念,进一步推动骨龄鉴定在司法实践中的深层次应用。

高位颈髓胶质细胞瘤致猝死1例

1．1案情 某男，20岁，某日17：00许，晚餐后端坐在床上与他人闲聊时突然向后摔倒，经抢救无效死亡。

论刑事鉴定意见证据的审查原则——以证据与案件待证事实有无相关性为视角

鉴定是辅助法院审查判断证据与案件待证事实相关性的证据调查方法之一。法院审查刑事鉴定意见时，应以犯罪构成要件理论为指导，以证据裁判为原则，穷尽调查并分析案件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当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相关性存在怀疑，法院必须在穷尽调查后，审查判断证据的相关性问题。穷尽调查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相关性仍存在合理怀疑时，才可以排除该证据，不得径予排除。

致命性损伤后行为能力分析

人体重要组织器官受致命性损伤后，是否可在自我意识的支配下，表现出一定的行为能力，以及行为能力的大小、不同部位损伤后行为能力的特性等，对推断死亡过程、判断案件性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国外学者对此的研究多以有目击者的自杀案件或意外事故中的死者为研究对象，研究损伤类型、损伤部位以及生存时间和行为能力的关系[2]。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涉及可疑意外伤害与故意伤害共同存在并导致死亡的案件，而此时则要通过法医学鉴定解决有无意外伤害的问题，确定致命伤并解决损伤形成机制，也涉及致命伤后行为能力的判定。因此，研究致命伤后行为能力，对认定案件性质、判定刑事责任、合理确定民事赔偿数额等均具有积极意义。

大鼠弥漫性脑损伤后脑组织HIF-1α的变化规律

目的探讨大鼠弥漫性脑损伤后脑组织内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的表达规律及其意义。方法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和图像分析技术,对大鼠弥漫性脑损伤后不同损伤时间大脑皮层、丘脑和脑干部位神经元细胞内HIF-1α的变化进行研究。结果不同损伤时间,HIF-1α的表达强弱不同,损伤后1～2h可在皮质、丘脑和脑干等部位观察到HIF-1α增多,12h达高峰,24h减弱。结论HIF-1α可作为检测早期脑损伤的生物学指标。

病毒性心肌炎猝死心肌MCP-1表达及其法医学意义

目的探讨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在病毒性心肌炎(viral myocarditis,VMC)所致猝死者心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意义。方法运用改良的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观察VMC猝死组和对照组心肌组织中MCP-1的表达情况,应用统计学处理,比较两组间的表达差异。结果20例VMC猝死组中有17例MCP-1染色阳性;而20例非VMC猝死对照组仅4例局部散在MCP-1弱阳性表达,其余均阴性。VMC组MCP-1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MCP-1的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可作为法医病理学诊断VMC所致猝死较为客观的病理形态学指标之一。

司法鉴定人自主判断权的理性思辨——以法医临床司法鉴定为视角

法医临床司法鉴定领域中,标准规定笼统、术语弹性较大以及技术规范差异等因素,使得鉴定人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对某些特定问题的自主判断权。自主判断权的应用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需通过必要的措施予以约束与制衡。否则,很难保证司法鉴定的科学、客观、公正,同时也会损害作为证据的司法鉴定意见的证明效力,妨碍司法公正的实现。

护理干预对高血压患者的影响

高血压的病因是多因素的,主要为遗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且环境因素约占60%,遗传因素方面,虽然有关高血压的遗传基因研究报道很多,但是还没有一个基因被肯定为高血压的相关基因.由于饮食结构改变、精神应激、长期处于焦虑恐惧及压力状态、肥胖、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方式,导致了高血压的并发症大幅度增加,高血压是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病因和危险因素,可导致心、脑、肾、血管等重要脏器的损害或衰竭,也是心血管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患者对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较低.笔者从2012-2013年通过进入社区对高血压患者进行护理干预的方法[1],使得高血压患者不良生活方式和遵医行为有所改善,现将干预情况报告如下.

大鼠博落回总碱中毒后心肌细胞Bcl-2、Bax蛋白表达

目的观察大鼠博落回总碱中毒后不同时间段心肌细胞内Bcl-2和Bax蛋白表达情况,为博落回中毒鉴定提供分子生物学标志物。方法制作大鼠博落回总碱中毒实验模型,通过免疫组化染色检测技术,观测不同时间段大鼠心肌细胞内Bcl-2和Bax蛋白表达情况,并对其结果进行图像分析。结果博落回总碱中毒后不同时间段心肌细胞内Bcl-2和Bax蛋白表达不同,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结论博落回总碱中毒症状不明显情况下,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Bcl-2和Bax蛋白表达,可作为鉴定博落回总碱中毒的辅助手段。

右手血管瘤介入治疗后右前臂截肢医疗纠纷1例

1案例 1.1简要案情 吴某，男，2010年8月出生，2012年12月10日因“右手肿块2年余”入院，诊断为“右手血管瘤”。当日行右手血管瘤聚桂醇泡沫硬化剂注射治疗，无特殊不适。12月24日第二次行聚桂醇泡沫硬化剂注射治疗，注射后12 h发生右手动脉栓塞、右手缺血坏死，次年1月7日行“右前臂截肢术”。

药源性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方法与步骤

药物是医疗行为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可以预防与诊治疾病,另一方面也会带来药源性医疗损害。我国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源性医疗损害,250万人因此住院治疗[1]。目前,我国药源性医疗损害赔偿机制尚不健全,容易导致医疗损害,因此,药源性医疗损害也是医疗损害鉴定的重要内容之一。鉴定中,首先必须认定损害后果与药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