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生产对汽车产业的影响及其后发优势分析

模块化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是技术发展与市场需求共同驱动的。与信息产业相比,产品结构之间的硬连接、外形及内部构造设计的复杂性,以及用户对兼容的需求不足等原因,使得汽车产业模块化程度相对较低。但随着模块化开发与制造外包的发展,近年来汽车产业模块化趋势非常明显,这对于后发展的中国汽车制造企业将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机遇。

核心能力的内涵及表现形式研究

本文在对核心能力相关理论分析基础上 ,阐述了核心能力的内涵。并通过与核心能力相关概念的比较 ,进一步指出核心能力虽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 ,其本质都是企业特有的知识资源。

地区发展不平衡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三阶段DEA调整测度效率的新视角

将地区发展不平衡因素作为不可控变量,并将其纳入三阶段DEA调整模型,可测得不包含地区发展不平衡因素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计算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地区发展不平衡因素带来了地区工业的"追赶效应"和绿色技术进步,促进了工业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以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扩大为代价。从长期发展来看,如果放任地区工业不平衡发展,并以此形成路径依赖,则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会持续扩大。

日本在华汽车厂商供应商选择倾向问题研究

天津丰田和广州本田都是日本精益生产供应链模式在中国运作的典型。日本在华汽车厂商的"狭隘本土化"供应商选择倾向使得中国本土供应商很难真正介入其供应链采购系统,这种相对封闭的供应链运行机制限制了技术和管理的扩散。基于此,中国汽车生产企业应该采取以研发为主的技术创新路径,而本土零部件供应商应采取先"代工"再研发的发展路径。

污染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环境规制效果评价

本文分别计算了1989至2008期间中国30个省际地区的曼奎斯特-伦伯格(ML)与传统曼奎斯特(M)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实证研究表明如果考虑环境因素约束,传统忽视污染排放的M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被高估;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经济M全要素生产率被高估的主要原因与环境规制水平直接相关;通过三阶段DEA产出调整、ML全要素生产率模拟和检验后,发现中国环境规制的实施总体上是极其宽松的,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实施有利于中国经济ML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正是由于环境规制实施不严才导致中国经济ML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因素约束非常敏感。

企业动态核心能力的要素构成模型研究

企业核心能力不能是静态的,必须进行动态更新和持续演化。企业动态核心能力表现为企业对内外部资源进行高度技术创新和组织整合的能力系统,外部环境层次的能力是其构成的必要条件。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企业要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首要的条件是要具备很强的外部环境信息预见分析和处理能力;另外,企业还要根据自身所占有的资源状况进行合理的动态配置,以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

战略联盟在产业技术标准形成中的作用及启示

技术标准的生成过程主要包括技术路径和市场选择路径两个维度。按照产业技术标准的市场路径,企业若要尽快超越竞争对手,必须采取有效手段同时去影响技术市场和产品市场。通过组建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不仅能够加快自身主导技术在技术市场的普及,而且能够锁定更多的消费需求,成为产业事实技术标准,从而在技术标准竞争中获胜。

基于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下的“经济人”假设理论分析

在明确了对个体行为进行评价的主体以及行为评价时点的基础上,个体是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即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对于个体仍然是成立的。对于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然人组成的群体,由于存在着目标的不一致、彼此间行为的协同作用等众多原因,他们的行为与个体行为有着很大的不同,“经济人”的最大化假设就不再适用了。

对“经济人”假设的重新思考——基于个体行为与群体行为的角度

在明确了对个体行为进行评价的主体以及行为评价时点的基础上,个体是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即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对于个体仍然是成立的。对于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然人组成的群体,由于存在着目标的不一致、彼此间行为的协同作用等众多原因,他们的行为与个体行为有着很大的不同,“经济人”的最大化假设就不再适用了。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存在适应性的评价研究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理论具有特定的适应性,并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路径所必须经历的状态。经济增长中环境污染的路径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经济的投入和产出结构、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政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成本约束下的城市医院医疗服务效率测度分析

本文采用传统C2R及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分别计算了中国31个省际地区城市医院医疗服务效率。两种模型下的测度结果都显示2005-2010年间中国城市医院医疗服务效率总体呈现明显区域特征,其中华北、东北和西部部分地区城市医院的医疗服务效率相对较低,而长三角、珠三角、东部沿海及中部地区的医疗服务效率相对较高。对比两类模型测度效率结果,同全国平均水平下的传统医疗服务效率相比,考虑患者支出因素的城市医院医疗服务效率相对更高;但个别如华北、东北和西北等地区,考虑成本因素后医疗服务效率出现了明显下降,说明这些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过度医疗问题。

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研究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既是数量的扩张过程,又是质量的提高过程,是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统一。自1978—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36%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与数量扩张并不同步,即转轨以来经济规模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提高。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规模扩张的非一致性实证研究

经济增长不仅表现为经济规模的数量扩张,还表现为增长质量的提高,是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统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因子分析的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中国经济在规模总量扩张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提高,而且近年来这种差距有明显增大的趋势。

中国城乡地区医疗卫生系统服务效率的对比研究

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医疗卫生系统的医疗服务效率测度表明,忽视中国城市和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机构的从业人员素质存在严重差别这一因素,城市地区医院和农村乡镇卫生院(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效率总体差距不大,但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则中国农村乡镇卫生院(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效率明显高于城市医院,这说明不考虑医务人员素质的城市医院服务效率被高估。进一步研究发现,同住院服务效率相比,诊疗服务效率在中国城乡地区间的差距相对更大。和农村地区乡镇卫生院相比,城市地区医院的诊疗和住院服务结构配置失衡更为严重,其主要原因在于,过度的住院服务需求挤占了有限的医疗资源,从而导致其门诊医疗服务的低效。

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互协调机制研究

由于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目标可能产生冲突,环境治理作为一种公共事务,应该采用社会共同治理模式。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内在一致的逻辑性,环境共同治理理念下,政府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应大力推行市场类型环境工具,放权给排放主体,实施排放权可交易的环境治理政策,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的同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机理研究——来自VEC模型的新证据

转轨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这是因为,经济非国有化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是一种增量式改革。这种改革使得体制内利益在未受影响的条件下,实现了帕雷托式的增长。然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改善。这是因为,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一般都过分强调以利润为中心,忽略环境成本,并且由于融资困难等因素导致了其技术创新能力的弱化;其次,中国引进的外资不仅在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扩散效应上没能达到预期效果,而且日益增加的加工贸易通过转移定价方式使中国经济不能充分享有出口增长带来的利润贡献。

金融危机下我国流动性过剩产生的实证研究

金融危机源于信贷市场上信用的过度使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关键作用的手段仍然是政府对信贷的控制,通过控制银行信贷总量而引起的总供求状况的改变会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变化,因此,银行信贷供给约束造成我国经济中信贷收缩从而发生流动性过剩。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的环境规制选择问题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内含了环境规制因素,二者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短期抑制、长期促进生产率增长的"波特假说"。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所引致的污染治理成本和排放成本并不相同。如果污染治理成本相对小于污染排放成本,则环境规制实施当期就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否则会使之恶化。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最终结果,取决于其在污染治理和污染物排放两方面,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效应的相对强弱。在有效环境规制工具选择问题研究上,提出从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众多因素中"剥离"出环境规制的研究路径,通过"剔除"环境规制变量前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识别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选择与地区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环境政策工具提供科学依据。

产业技术标准的市场路径与中国企业的战略联盟选择

产业技术标准的形成是技术路径和市场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路径体现为技术先进性及其与现有主流技术的兼容性,市场路径则包含技术的使用厂商扩散以及技术的消费者扩散两个方面。企业在技术标准战略选择过程中,应该主要考虑技术联盟或市场联盟模式。技术联盟强调了技术共享,而市场联盟则强调了技术领先者的技术授权或许可。企业具体选择什么样的联盟模式,则应根据其所处产业结构特点、企业自身与联盟企业的技术条件及规模而定。

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经验研究

转轨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这是因为经济非国有化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是一种增量式改革。这种改革在体制内利益未受影响的条件下,实现了帕雷托式的增长。然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改善。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一般都过分强调以利润为中心,忽略环境成本,并且由于融资困难等因素导致了其技术创新能力的弱化;二是中国引进的外资不仅在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扩散效应上没能达到预期效果,而且日益增加的加工贸易通过转移定价方式使中国经济不能充分享有出口增长带来的利润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