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湛的交往与论辩及其对“心”的不同理解

王阳明和湛甘泉虽然同属心学阵营,却对“心”有着不同的理解,其不同处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阳明主张“心体”是“无善无恶”与“至善”的统一,而甘泉认为“心体”只能是纯粹“至善”的;其二,二人都承认“本心”的“至善”性,但是阳明主张其“至善”性来源于“本心”自身,而甘泉则主张来源于“至善”之“天理”;其三,甘泉强调“心”是“体万物而不遗”的“大心”,“心”与“物”不存在内与外的分别,阳明则强调“心”在感应过程中的主宰作用。由此三方面的不同,就导致他们在儒释道之关系和“格物”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致思趋向。

先秦时期“君子”意涵的三次转变及其意义——以《尚书》《诗经》《论语》为中心

先秦时期,“君子”一词的内涵曾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一开始,“君子”一词只是用来指称贵族统治阶层的,也即纯粹的“职位”君子,此时的“君子”与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无涉。后来,“君子”一词逐渐从“职位”君子发展到“德位”君子再到“丈夫”这两个新义项,最后在孔子那里发展出了纯粹的“德行”君子,此时的“德行”君子只关注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而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无关。“君子”一词的意涵由“位”向“德”的这三层转进,体现出儒家对一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层面的重视,具有深远的意义。

论《乐记》与古琴艺术的乐“道”源流

《乐记》的理论展开,与古琴艺术不无相关。《乐记》中表现的古琴艺术与《周易》"天地四时、清明广大"的超越境界存在内在关联。从"道"的层面上来讲,秦汉以后中国古代一切古琴艺术的论述与专门性著作,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超出《乐记》的视域,它们至多只是在古琴的表演技巧上有进一步的拓展。

论朱熹王阳明“格物”说之相同旨趣

"格物"说在宋明理学家那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而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说又可以看成是宋明理学史上的两大代表。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朱王在工夫论上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前者主"道问学",而后者主"尊德性"。但究其实质,两者之目的都是为了使心体达到纯善无恶的状态,只不过朱熹从内外两方面同时立论,而王阳明则转向内在,强调其优先性。所以说,朱熹王阳明的"格物"说只是工夫路向、侧重点的不同,并非本体上的不同。

孔子视域中的“天命”与“君子”——兼论孔子君子思想形成的天道背景

"君子之学"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但孔子的君子思想并非凭空产生,它有其发展成熟的思想背景和内在逻辑。在对当时的天命观进行推进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极富创见性的"君子之学"。殷商时期,"帝"全能而不全善,人们的命运全在上帝的笼罩之下,故而导致了"卜筮之学"十分兴盛,人们只能通过祭祀和占卜来获得上天的旨意以趋利避害。到了西周时期,因为政治的需要,周初统治者一方面保留了天的主宰性,另一方面也给天加进了伦理的内容,把天命与统治者的德性联系起来。而孔子对以往的天命观又进行一次大的转变,把天命下贯到每一个人的心性之中,为德性找到一超越的根据,导致了"君子之学"的提出并决定了此后儒学发展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