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倡一本书主义”——与张者对话

导语:在张者的笔下,西部广袤的荒漠,秀丽的大学校园,光怪陆离的繁华闹市,都充满着许多思考的内容。张者像一位博物学家观察昆虫或者植物一样,怀着热情而又冷漠的好奇心观察着,精确地描摹着世情情态,塑造出不少令人怦然心动的形象。

魏杰 挣多少钱才算富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三次重大工资改革1956年工资制度改革1956年,在我国工资史上进行了首次全面系统的工资制度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当时职工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状况,同时调整工资关系,使之更为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要求。这次工资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11类工资区制度。具体办法是把全国划分为11个工资区,每个工资级别定11个工资区标准,工资区类别越高,工资标准越高。当时规定以1类工资区为100,工资区每高1类,工资标准增加3%,当时北京执行6类工资区标准,青海西宁执行11类工资区标准。

21世纪中国经济焦点访谈

厉以宁(以下简称“厉”):国有企业将不复存在。国有经济将永存 记者(以下简称“记”):现在有些人在谈到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时,谈到国有股比例要降低就担心无法控股。认为国有股比例可以降低,但不能低于51％。你认为呢? 厉:所谓51％的控股,是在只有两个投资主体的情况下,假定是多个投资主体呢?也许20％就够了。

半夜 “机叫”

传呼机这东西几乎像是一夜之间出现在人们的腰际间。走在大街上突然听某位先生或女士身上有“蛐蛐”叫,人们已习以为常。正忙着的人们突然会在自己身上寻觅什么,这几乎成了当代都市的另一道风景线。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5700万人拥有呼机,也就是说每100人中,达六七个人身上有呼机。寻呼业的经营单位达1700多家。如此多的呼机用户,真可谓是一呼百应。

张中行 绝不宽恕

在燕园曾经住着四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四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所以卞毓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又称这四位先生为“朗润园四老”。如今,四老中的金克木、邓广铭已经仙逝,季羡林和张中行也已90高龄了。张中行在几年前已搬出了燕园。原来,张中行在“文革”时被逐放原籍,回京后和老伴长年借住燕园女儿家,在85岁上才分到房子。这是套极普通的三居,张中行说:“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

杨绛:打扫现场

关于生死:死后寂寞,没人记得,我不怕,我求之不得。死了就安静了。关于财产: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关于女人:女人活在世上要比男人吃亏一点,吃亏就吃亏吧!我是吃亏主义者。关于文化: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

赚钱产业谁说了算

我国在每一个五年计划中都有重点解决的问题和难题,比如:“六五”解决农业问题;“七五”解决开放问题;“八五”解决基础设施问题;“九五”解决增长方式问题。那么“十五”期间我国应该优先解决的经济问题是什么?本刊记者最近采访了著名澳籍经济学家杨小凯。

黄苗子:干干净净走

黄苗子的笑是比较著名的。作家李辉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苗子爱笑,郁风也爱笑,笑得清脆,笑得爽朗,永远乐观的人。乐观的人总是微笑着面对一切,美好的,快乐的,甚至苦难。”说到88岁的黄苗子就不能不提郁风。这一对老夫妻风风雨雨几十年,一个书,一个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中国美术界一对耀眼的“双子星座”。

92.3岁老人清算一生 贾兰坡痛说世纪悬案

贾兰坡说他怀念野外,怀念那些去过的地方和没去过的地方。贾兰坡说这番话是在2001年的早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90高龄的他目光投向了窗外,也许他看到了青年时代的自己身背行囊,手提铁铲,在茫茫旷野中,寻找着古人类的足迹。后来,贾兰坡在周口店停住了脚步,在1936年的11月,11天内连续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贾兰坡的考古发现轰动了世界,使他从一个28岁的青年,一举成为世界名人。“现在真毁东西呀!”在采访贾兰坡之前还以为他家肯定有不少古董。为此,一进他家门我便四处张望,可是我没有发现一件散发着古色的东西,在他的小会客室见了几件摆设,但都新的可疑。

钟朋荣 寻找致富路

钟朋荣曾在一本专著的自序中这样写道:“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勤劳的中国人民快快富起来……我研究经济一直把这作为最高出发点。”他研究经济学是为中国人寻找一条致富之路。钟朋荣在接受采访时对我说:“我研究经济学的着眼点在‘人’字上。”这种以人为本的平民化倾向,成为他内心的驱动力,使他成年累月地“跑基层”,他说:“

张开济 建筑大师眼中的最爱 建筑“风水”怎么看

关于建筑“风水”:四合院方方正正,坐北朝南,大门不开在正中,而是开在一边、且是开在偏东的一边,进院还有一个影壁,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关于国家大剧院:对于大剧院的设计我不太赞成。最大的问题恐怕是歌剧院的内在结构问题,几个剧场放在一起恐怕不行。这一点我曾和贝聿铭讨论过,他也认为几个剧场放在一起没有必要。关于自己现状:我已快90岁了,最要紧的是心情愉快,这满屋的都是我喜欢的东西。年纪大了,活得差不多了、摆在眼前的能看见的是我的、钱存在银行里看不到的就不是我的。

五位经济学家大会诊 中国股市怎么了? 四问林毅夫

背景综述:农历新年前后,一场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争论,大有股市十年反思之意味。引发这次论争的直接原因是“中科系”曝光庄家内幕、万安科技高台跳水、郑百文重组众说纷纭、《基金黑幕》文惊券界……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语出惊人,认为“中国的股市从一开始就很不规范”,就像外国人说的: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是很不规范的赌场,股市成了投机的天堂。吴敬琏的观点引起学界争议,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反驳道:证券市场必须要有投机、如果没有投机的话,就没有证券市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则认为,股市和赌博并不一样,投资和投机没有太大差别。吴敬琏还认为“全民炒股不正常,说明政府为大众没有提供更多的良好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场所”。针对吴敬琏的这个观点,青年经济学家韩志国认为全民炒股很正常,上海、深圳两证券所开户数为5801万,仅占中国总人口的4.6％,而美国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根本谈不上全民炒股。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认为全民炒股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越多的居民参与股市,市场的发展越快。关于市盈率,吴敬琏认为,中国股市目前的平均市盈率已高达60—80倍,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长期支持这么高的市盈率。对于这一点董辅礽认为要辩证地看待我国证券市场的市盈率,虽说目前市场的市盈率已不低,但还算正常,不会有很大风险;因为目前我们整个上市公司的股票只有三分之一可以流通,价格高是自然的。针对当前证券市场的争论,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部分经济学家和著名教授不久前举行了—个研讨会。研讨会由海闻教授主持,林毅夫、周其仁、宋国清、平新乔,陈平教授先后发言。研讨会还邀请了银河证券的左小蕾博士,亚行驻中国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参加。

网海“捞”上的官司

网原先是用来逮鱼的。如今人们运用高科技手段又重新编织了一个网——网络,这几乎实现了人类编织“天罗地网”的古老梦想。在这个庞大的网络空间里,人们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人”在这个网上显得十分渺小了,为此,人十分谦虚地称自己为“虫”了,称上网之人为网虫。网虫们在网上大有收获,有人首先收获了“爱情”,并称之为网络时代的爱情。如今有人却收获了“官司”。

你是光棍 谁怕你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老祖宗的古训了. 老子光棍一个,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这也是咱老祖宗的古训,按现在的时髦说法叫另类的。50TALE冈TS 两种古训都是咱老祖宗留下的.

冯骥才 现在没心情写小说

是非:中国文坛尽是些是非,报纸一登就是什么“胡风案”、“老舍之死”之类的。这和文化无关,对于一个迷恋中国文化的人来说这都是不屑一顾的事。文学:现在是一个无文学的时代,中国文学正在梦游。根本不清醒,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念去走路。走哪算哪。体验:我认为我将写的这部书太深刻了,过去写的东西都是皮毛,没写出自己生命的体验,人生的体验。

生与死、爱与悲的哲学对话 张岱年不谈死后问题

生死:活着的时候,努力按着道理做事,死后也就能得到安宁。其实,也无所谓安宁,死了也就完了。爱情:爱情首先是专一,你不能同时去爱两个人,否则要闹矛盾。一个人的一生主要精力应放在学问和事业上。遗憾:1957年多说了几句话,从50岁到70岁的20年里光阴虚度。从70岁到90岁又做了20年的工作,可惜精力差多了。

四川雄起

当我得知四川发生了8级地震时，我的心一下就收紧了。我知道四川之所以叫四川是因为整个地形是以山为主的，特别是汶川就在深山中，四川人生活在山区，四川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四川地震伴随着的肯定是山体滑坡，又是雨季，还会伴随着泥石流。从听到四川地震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敢多想，守在电视机旁，

城市设计实施中多元利益博弈的协调研究——以广州番禺万博商务区城市设计调整为例

在城市设计实施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围绕自身诉求展开复杂的博弈,城市设计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往往决定了城市设计运作的最终成效。目前我国的城市设计存在法定地位缺失、与现行管理体系脱节等问题,其运作实施效果并不理想。研究以广州番禺万博商务区为例,探索在城市设计实施过程中,如何将城市设计作为目标和手段来协调多方利益,并通过建立健全的管理机制和完善的法规体系,加强城市设计在管理中的地位,从而最终实现政府、公众与开发商等多方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