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论史三题

文明民族见陵于野蛮民族、官僚与官僚政治、历代的武力不振与兵制的关系,这是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文明民族何以见陵于野蛮民族?这是史学大家吕思勉最关切且经常思考的问题,他“反复史事而深思其故”,认为这是文明民族的社会出现了“病态”,其病根一是由于政治的败坏,二是由于民族武德的衰颓。针对这两个病根,吕思勉分别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对于前者,当行督责之术与地方自治;对于后者,唯有豫兵于民和藏械于民间。这种“反复史事而深思其故”的治学方式,全是为了给国民而不是给君主帝王提供“有资于治道”的历史启示,这实在是吕氏治史的根本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吕氏的史学实践为传统的“经世致用”赋予了全新的内容。

《白话本国史》的修订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界形势和社会舆情的变化,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某些"不合时宜"的叙述和评论,是否需要修改、如何修改?对作者和出版方都是一个难题。大致说来,商务印书馆较多地考虑形势与舆情的压力,虽不得已、但仍按要求做审时度势的修订,以保证史书的再版续印。吕思勉则不愿随波逐流地改书,尤其不愿按某种现实的需求来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但他又不能不顾及社会舆情和商务印书馆的处境。《白话本国史》的二次修改,最终都由商务印书馆编辑代笔,实在是无可奈何的解决办法。作为一个案例,《白话本国史》的修订,印证了史学研究中的老问题:当史学研究的求真与现实社会的致用发生矛盾冲突时,史学家是放弃求真以迎合社会舆情?还是相反?社会的相关方面是希望史学家掩饰真相以保证与现实舆情的一致,还是相反?这个难题,至今似乎还未找到两全的办法。

“以诗证史”与史事坐实的复杂性——以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为例

“以诗证史”须从时间、人事、地理上来考察“诗”之史料价值,然“诗”之性质决定了“以诗证史”常常是求普遍史实较易较确,求特殊史实较难易错,一旦过于求深坐实,反而会失真失实。“诗”系如此,集部、子部、甚至史实之文献,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此类情况,此也是史事考实复杂繁难的一个原因。

吕思勉与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

20世纪前期的新史学是中国史学史上真正具有“范型”意义上的一次史学革新。历史学家吕思勉——作为新史学的实践者,在古史材料的整理研究、建立通史著述的新模式、引入社会科学新理论以丰富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吕思勉先生简谱

吕思勉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毕生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 ,一生著述约80 0万字 ,涉及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民族学等多个领域 。

吕思勉与唯物史观

吕思勉对唯物史观的接触约始于20世纪初,至迟到20世纪的20年代,他已经明确表示了对唯物史观的赞同,尤其是唯物史观中从经济上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更为他所赞赏,并在他的论著中加以运用。然而,他与当年唯物史观派的历史学家不同,他虽赞同唯物史观的经济的分析方法,但并不把它视为唯一的因素,不赞同事无巨细地都从经济上来分析原因;更不赞同歪曲史实而套用某种历史发展演进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这是他赞同和运用唯物史观的限度和底线,也以此批评当年"过信唯物史观者"有此弊病。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和学界的舆情,已不允许在赞同或运用唯物史观时持什么限度或底线了,晚年的吕思勉也不愿再多谈唯物史观。然服膺唯物史观,他终身未变。

“言之有据”与“言之成理”:史学叙事与文学写作的同与异

历史叙事首先得"言之有据",然后还要"言之成理"。如果我们用这八个字去衡量、比较历史叙事与文学写作的异同,起先(言之有据)的差异是明显的,稍后(言之成理)便逐渐模糊了,与其说是"殊途同归",毋宁说是"异曲同工"。

历史学中典型性研究的类型及其限度

关于典型性问题,李凯尔特曾有专门的讨论,虽未充分的展开,但基本的思路和框架,仍可用作我们今日研讨的出发点。我们知道,李凯尔特的研究主旨是为学科划界。他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文化科学,研究工作都是从对个别的考察入手的,然而个别在研究工作中的作用、目的是不同的。表现在研究方法上,那就是典型性方法的不同类型。他在《历史上的个别》①一文中,论述了学科研究中三种不同的典型性：

略论历史归纳中的几个问题

归纳方法的功能之一,是从"特殊事实"中提取"普通事实",进而推导历史一般状况或一般常态,是史学研究的重要一环,也是"满地荆棘"、极易失真的一环。其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历史的个别缺乏天然的齐一性,使得通常所用的典型性研究的有限性大打折扣。某一典型个案的研究,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在怎样的时空范围里代表着一种普遍性,从而可以帮助我们描述出历史上的一般状况或主流常态,这是难以作出正确无误的判断的。另一方面,史料的留存,史实的选择,对史事属性的诠释,都或多或少地掺入了我们主体的因素,这就使得用作归纳的历史个别,并不像我们通常所相信的那么可靠,而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史学理论的研究,需要深入反思历史归纳方法上的困难,以便对我们已获得的此类历史知识作出适当的估量。

后现代与史学史的新视角

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某些结论,看似"颠覆"和"解构"性的,但其实际的影响,毋宁说是建设性的。尤其是他们的历史叙述理论,他们对历史叙述的建构和结构演化变迁的分析,颇能反映历史认识的特征和史学演变的本质,为史学史研究找到了一个奇特而有趣的视角。

论历史叙事的“关联性”——以史学案例来复核曼德尔鲍姆的一个观点

曼德尔鲍姆在《历史知识问题:对相对主义的答复》一书中强调:陈述之间的关联性、陈述与陈述的连结组合,都依据于史事本身的“关联性”,而非其他。将此观点复核于史学实践,便可发现,史事的“关联性”对历史叙事的制约作用被曼德尔鲍姆夸大高估了。就实际情况来看,史事及其“关联性”对历史叙事至多起到一种“羁縻”的作用,使其不至于“奔轶绝尘”,而未能成为一种强制性、硬性、唯一性的制约规定。至于影响和制约着历史叙事的另一个方面——来自于史家自身,则为曼德尔鲍姆所忽视。

吕思勉史学思想三题

半个多世纪前,吕思勉先生在史家治学之动机、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知识的致用等问题上,有过深入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回顾70年前的这些理论观点,不仅有史学史上的价值,且对当下的理论研究也多有启发。

试论历史因果关系的边际问题

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历史的因果关系都是无边际的。因果脉络无法确定,相关因素的界限、因果演变的临界点等都模糊不清。这给我们的研讨带来了一系列疑难:如检验上的困难,书写中运用了许多易生歧义的概念术语,因果分析的相对性及其背后主体的多样性所导致的研讨角度、立场的差异等。而本已漫无边际的、表述上缺乏清晰确定性界定的历史因果的论断,更会因学术之外因素的掺入而使问题越发说不清。

历史书写中的谎言

历史书写要求使用真实的材料,要求遵守历史学的基本规范,但这并不能保证历史叙事的真实性,有时却会带来谎言的结果,这就是需要我们深思研讨的历史书写中的谎言问题。

旧史学的殿军,新史学的开山——略论吕思勉先生的史学

吕思勉先生(1884-1957),江苏常州人,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其治学涉及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民族学等多个领域,著作总量一千余万字,学界常将他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先生合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然而,在近现代史学史的流派研究中,吕先生却很难归入哪家哪派;流派的划分自然是见仁见智的事,但这多少说明,先生治学绝不是只有一个面相、一种元素。

拆了造,造了拆,有何意义?

近日,某市一条默默无名的小马路,上了报纸的要闻报道。这条只有三千余米长的小路,一边是居民住宅;一边是高压电线带,即市政部门俗称的＂高压保护走廊带＂。区里牵头联合街道各部门,将＂高压保护走廊带＂内约13万平米的违法建筑全部拆除。我正巧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小区,十余年来,亲眼目睹这＂高压保护走廊带＂内乱搭乱建、层层转租,搭建成一块块仓储、物流、加工、住宿、销售、汽修、办公等各类生产经营活动场所,其间还有无证的食品加工;三千余米长、

探究我国现代电力电子以及电源技术的发展

随着社会工业发展的需要,电力电子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以适应工业和社会发展对于能源的要求,本文笔者通过分析电力电子的发展和发展趋势以及电力电子技术在电源领域的应用,来进一步论述电力电子的发展趋势。

试论史学概论之对象

史学在中国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但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概论”在我国目前尚处于发展之中。近年来,史学界围绕其对象、任务、范畴体系等问题展开研究,不乏开拓、深化之力,但亦存在分歧。

4-香豆酸辅酶A连接酶响应大豆孢囊线虫胁迫的潜在功能

大豆孢囊线虫是大豆产区病虫害防治策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大豆孢囊线虫的防控也一直是线虫领域研究热点之一。大豆孢囊线虫侵染不仅会造成大豆地下部分损伤,也使得地上部分受损从而影响其产量,因此需对大豆孢囊线虫的抗性机制进行分析以达到防控的目的。大豆孢囊线虫成功寄生宿主植物需对其细胞壁进行降解融合,形成为其生长发育提供唯一营养来源的合胞体。而阻碍大豆孢囊线虫移动和合胞体建立的细胞壁抗性是大豆抵御大豆孢囊线虫的关键,其中木质素是细胞壁发挥抗性的重要成分。木质素的生物合成主要包括莽草酸代谢途径、苯丙烷代谢途径和木质素合成的特异途径,4-香豆酸辅酶A连接酶(4-coumarate-Coenzyme A ligase,4CL)作为连接苯丙烷代谢途径和木质素特异合成途径的重要转折酶,决定了木质素的合成,其很可能是响应大豆孢囊线虫胁迫的重要调控因子。本文从线虫入侵需要细胞壁降解融合建立合胞体出发,围绕木质素导致的细胞壁抗性展开讨论,分析了4CL在细胞壁抗性中的响应机制,为进一步探索大豆孢囊线虫胁迫机制提供科学依据。

论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随着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深入,有关历史认识的相对性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史学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视。本文结合目前史学界的研究状况,就历史认识相对性的含义及其特点等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企望展开更广泛的讨论。 从已经发表的论文、论著来看,有关历史认识相对性问题的探讨,虽已取得较大进展,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其一,以相对性的原因的分析来代替对相对性的含义的阐述。如有同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