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护到经营:文化遗产法律制度的西欧经验

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进程。随着国家财政窘迫及社会生活现实需要,战前文化遗产局限性显现。在人与文化遗产关系的调整中,文化遗产经营理念逐渐形成。法律规制及时对经营主体适格性、经营对象、经营形式作出回应。西欧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文化遗产法律体系的建构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启发作用。

论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以惠州经验为参照

法治社会是法治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法治社会建设有助于实现依法治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目标。法治社会建设是一项艰巨和复杂的任务,必须落实五项基本要求:一是政社分开,二是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发展,三是重点培育社会组织中的涉法机制,四是建立健全各类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软法"的积极作用,五是加强社会领域的法治文化建设。本文以广东惠州的做法为参照,理论结合实践,证明所论五项基本要求的科学性。

国有博物馆经营体制机制改革研究

国有博物馆合理经营带来的稳定营收有助于实现其保管、研究、展示、教育等永久性公共机构的使命。当前我国国有博物馆经营面临财务制度、人事管理等体制机制方面的制约,未能充分发挥合理经营的积极效应。适度修改相关制度,设立专项基金,明确资金来源用途,授权馆内综合统筹运用,将经营与博物馆评估定级挂钩,并辅以健全馆内经营管理制度是破解当前经营困境的可行之路。

甘肃武威藏《康公生祠记》考释兼论晚清民初西北士绅阶层

甘肃武威藏《康公生祠记》系民国之初武威百姓因县长康陶然免除更名田粮赋而修建生祠的碑铭。更名田始于清初,早期对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逐渐成为统治者盘剥百姓的一种手段,一些地方开明乡绅和官员关心民生疾苦,为免除更名田粮赋而奔走呼号,康陶然任武威县长期间终于被废,减轻了百姓负担。《康公生祠记》记述康陶然之功的同时,也折射出西北社会变革时期,乡绅群体在稳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重修有宋范韩二公祠堂记》考释——兼论宋明西北边事

甘肃庆城博物馆收藏《重修有宋范韩二公祠堂记》系明中期重修范仲淹祠堂的碑铭,重点记载了宋夏对峙时期,范仲淹、韩琦对环庆地区的经营,强化了宋朝西北边地军事防御,避免了西夏对关中地区侵蚀,客观上推动了西北地区民族交融的发展。北宋所面临的西夏问题与明中期的北方蒙古问题如出一辙,北方蒙古已成为中央政府经略边陲的重要问题,但因边备废弛,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借助庆城范公祠堂重修并增祀韩琦的方式,将范韩二公祠堂转换为一种强化爱国御边的精神符号,提升朝廷对西北边备的重视,进而达到经略蒙古的战略目的。

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实证考察与制度审视——以房地产行业为视角

在市场低迷与行业竞争加剧等多重打击之下,房地产行业债务纠纷更为频繁出现,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也更易受到侵害。2022年12月30日发布的《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使业界目光再次聚焦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通过实证考察2018—2022年房地产行业的公司债权人利益损害司法案件可发现,不同债权获得方式造成救济难度差异、各类型公司债权人利益损害存在救济路径缺陷、公司债权人寻求利益保护不当致使救济效率低下等实践问题较为突出。因此,本文建议对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进行再审视,并结合《公司法》相关规定与房地产行业特殊情况展望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新未来。

公益与私益之间:论文物保护法的价值取向——以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为例

本文以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作为切入点探讨了文物保护法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价值取向。通过对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价值意义与保护效果的阐述指出了当前文物保护法在价值取向上过于侧重公共利益,是一种"政治化的集体主义",忽视了对私人利益的保护,从而产生了一系列不利于文物保护的状况。在对比了美国、英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在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上的经验并与我国现实土壤结合后,指出我国文物保护法在今后的调整中应当对私人利益予以充分重视。

习近平文物事业法治思想研究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文物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习近平高度重视文物事业发展,对文物事业法治化的重大意义、基本规律、重要抓手进行了深入思考,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和历史担当的文物事业法治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科学开展文物工作和处理涉文物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南。

规范文物合理利用应增设指引性规则

《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增设了"合理利用"一章,这一章共计9个条款,用以规范文物利用。这一变化引发了社会各界极大的争论。设专章调整文物利用是文物立法的进步,但草案规定的相关内容过于原则,不利于解决文物利用领域存在的复杂问题。应在草案中增设文物利用的指引性规则。

论民事责任制度在文化遗产法律适用中的意义——以法律概念生成为视角

《文物保护法》等规定了追究当事人民事责任的条款,但实践中该条款处于存而不用状态或存在适用不规范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当前法律适用中仅将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定位为违反国家的行政管理秩序,对文化遗产法律概念的理解仅停留在文化民族主义的道德秩序层面,忽视了文化遗产作为财产的法律意义。我国早期文物立法深受法国影响,回顾并对比中法两国文化遗产法律概念生成的过程,不难发现在文化遗产从一个事实概念到法律概念的过程中,财产安全与文化秩序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在法律适用中亟待加大追究当事人民事责任的力度,并完善民事责任适用的规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