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理论建构与路径完善

以碳捕集与封存为典型的新兴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降碳功能显著,但该技术颇具不确定性。“决策于未知”成为政府规制技术风险的真实写照,如何在鼓励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的同时,应对随之而来的风险挑战与安全诉求,既是国家必须肩负的义务,也是回应公众期待的内在要求。应运而生的风险预防原则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为技术风险规制提供了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对于碳捕获、封存技术发展与碳中和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此,风险预防原则在技术规制中,应当整体遵循弱风险预防理念,彰显秩序、正义和效率的多元价值诉求,实现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平衡。在此基础上,通过多手段的综合应用,开放的风险决策结构,强化风险管理的动态调试,以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保障,将风险预防原则融汇于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风险规制中。

灵芝的主要活性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进展

素有“仙草”美称的灵芝,富含多糖类、三萜类、甾醇类、黄酮类、蛋白质和氨基酸等活性成分,具有抗肿瘤、抗炎、护肝、保护心血管、抗氧化和保护神经系统等药效。综述了灵芝主要活性成分及生物活性研究进展,为进一步研究开发该宝贵药材提供一定的基础。

碳市场语境下公众参与碳排放环境风险规制研究

为预防人类活动带来的碳排放环境风险,国家先后启动了试点地区与国家层面的碳市场建设,旨在在“双碳”目标的指引下,通过碳市场的自发调节化解风险。作为公共风险,公众参与规制行为有其必要。通过公众参与碳排放环境风险规制的立法梳理,发现公众参与的规定缺乏系统性且实践性不足,逻辑根源在于技术治理的专家倾向与民主诉求的冲突,以及“命令-控制型”规制体系与多元善治之间的悖谬;制度肇因是立法的体例分散、位阶低下与内容模糊。第三代行政程序具有开放性、多阶性、协商性,能够契合现代环境风险规制的需求。鉴于此,在第三代行政程序的理念指引下,碳排放环境风险规制的公众参与制度建构应在多阶动态、全程参与、平等协商的价值追求下,对风险评估、风险决策、实施监督进行重新设计与安排,形成公众参与的良性机制。

《统计法》司法适用的实证考察——以185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统计法的司法适用是检验立法成果、探索司法疑难、考察守法现状的关键举措。根据185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结果,样本案例呈现数量递增、审级上行、条文引用集中和案件类型分散等特征,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非规范性,如立法供给错位、司法适用紊乱和守法能力欠缺等。为加强统计法治建设,一要消除立法结构性缺陷,夯实统计法治基础;二要弥补司法粗放性不足,筑牢统计法治防线;三要补足守法任意性短板,维护统计法治尊严。

“零废弃”未来展望:中国生活垃圾管理机制的路径完善

据世界银行等相关机构统计,全球每年产生大约20亿吨废弃物。现代性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加剧了浪费现象的形成,同时也造成大量生活垃圾的产生。“零废弃”描绘了人类实现废弃物零排放,享有良好生存与生活环境的美好愿景,这不仅是一种宏伟的理想与目标,也蕴含着废弃物管理标准与方式。

功能主义视角下环境法原则由协调发展到环境优先的转变

环境法基本原则由“协调发展”到“环境优先”的转变,是对盲目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忽视长远环境利益的反思。在环境冲突加剧、环境治理的“不经济性”以及生态文明理念的要求下,当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产生对立冲突,且二者无法调和时,应当保障环境的优先性。通过功能主义研究进路,“协调发展”原则在人类中心主义功能导向下,背离了原则制定的最初目的,“环境优先”原则体现生态整体主义的价值本源,对严峻的环境问题予以主动应对。通过功能主义对“协调发展”原则与“环境优先”原则进行分析、界分,从“环境优先”原则展开,提出“环境优先”原则不等同于已被确立为环境法基本原则的“保护优先”原则,“环境优先”原则贯穿环境法律体系之中,应将其确立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黄河流域岸线规划法律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流域立法是我国水法治发展的新近趋势,而水生态空间管控也已成为流域治理的一项日益重要的内容,河流岸线治理又是其关键所在。现有各位阶法律中有关岸线的相关规定既不具备可操作性,又落后于实践发展,制约我国河流岸线规划制度的构建和运行。因此,需要重述水法治体系下岸线保护的规范内涵、立足河长制的黄河岸线规划主体选择、重塑黄河岸线规划原则体系。以《黄河法》为文本,在附录部分规定统一而恰当的“岸线”定义,在正文部分确立并细化岸线规划中河长的职权范围,载明岸线规划中的科学规划原则、统筹协调原则、利益衡平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四项原则。

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司法适用实证分析

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司法适用是检验立法成果、探索司法疑难、考察守法现状的关键举措。根据206份裁判文书的定量分析结果,样本案例呈现数量上升、审级上行、条款引用集中、案件类型多样的特征;同时样本案例也存在一定的非规范性,如立法规则缺位、司法适用混乱和守法能力不足。为提升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司法适用实效,立法上需守正创新,努力提升立法质量、规范立法表达、调整立法结构;司法上需精益求精,努力指明法条依据、增加裁判说理、规范文书表达;守法上需奉公守法,努力提升法律意识,增强法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