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2022年,我国人口发展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总人口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口出现了负增长现象。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与发展决策大数据实验室依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等数据,采用人口队列要素预测、人口概率预测、人口教育多状态预测方法,对人口变动趋势进行多情景预测。测算结果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度出生人口会有所波动,预计“十五五”进入稳定人口负增长阶段。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变迁过程中的重大趋势性变化,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长期影响。

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

离家事件直接引起家庭户数量、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子女离家通常伴随着结婚、就业和求学等重要事件的发生,家庭资源是影响离家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5期整合数据,应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研究家庭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亲子关系及居住环境等)对子女因婚姻、升学、初次就业等不同原因离家的影响,并分年龄、性别、城乡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子女离家的高峰是在19-25岁,之后逐渐趋缓。总体上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家庭经济资源对较年幼子女初次就业离家及较年长子女婚后离家有抑制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相关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源对子女离家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截然不同。家庭社会资源对较年幼子女的升学离家有抑制作用,对于较年长子女离家的影响不明显。与男性相比,家庭文化资源会提高女性升学离家的可能性,而家庭居住环境良好会降低女性婚后离家的可能性。与城镇相比,农村家庭文化资源对子女升学离家和就业离家存在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亲子关系和谐会抑制子女因就业而离家。在当前我国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深刻转变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家庭资源的视角为理解我国青年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差异做出有益探索。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指标和政策框架

本文在梳理以人为本城镇化理念和政策形成的基础上,对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指标和政策框架进行深入探讨,认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基本内涵不仅体现在形式城镇化,即城镇人口数量和比重的增加,而且更重要的是实质城镇化,即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包括人口素质的改善和提高、健康、绿色、可持续、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养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全覆盖、稳定的就业岗位和体面的居住。传统以GDP为核心的城镇化思路忽略实质城镇化而片面追求形式城镇化,而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以实质城镇化为重点和关键,其政策框架是以人的需求为导向,以人的素质为基石,以人的就业为关键,以人的保障为支撑,以人的居住为重点。

产业政策失效原因的博弈分析

产业政策是产业结构调整中的重点,产业政策的失效降低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从产业结构调整涉及多个经济利益主体行为出发,通过分析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博弈模型,可知产业政策失效的主要原因包括:在缺乏产业发展中利益协调机制的前提下,地区利益障碍的存在;政府行为有限性的约束;经济改革的不彻底;产业政策的时效差别影响。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博弈分析

笔者通过数据实证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行为上发生的变化,并且用博弈模型解释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政府投资行为适应性的结果,探讨了中央政府如何通过最优基础设施投资补贴率来加强投资调控能力和提高投资调控效率;特别指出了在中央政府支配资金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实现基础设施投资最优的方法与途径,并给出相关投资政策措施的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分析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核心是依靠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造成我国目前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偏低。我国经济增长已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实现的阶段。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面临的五大新风险因素:分析、启示与建议

本文详细分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面临的五大新风险因素,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多支柱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

“十一五”时期中国主导产业发展分析

本文从主导产业的概念、特征以及选择标准出发,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分析了“九五”、“十五”期间中国主导产业的发展变化,按照国际可借鉴的经验,提出“十一五”期间,汽车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住宅房地产业、基础设施产业是中国主导产业的代表。与之相对应将形成四个高成长的产业群,分别是:以汽车制造业为龙头的高增长产业群、电子信息产业高增长产业群、与住宅房地产业相关的高增长产业群、基础设施产业高增长产业群。

金融企业市场退出机制与存款保险制度

一、我国金融企业市场退出的实践及金融监管作用分析近几年，我国的金融风险在逐渐暴露，有一部分企业已到了资不抵债的程度，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果断予以处理。其中，除广东国投外，对金融企业破产倒闭，人民银行基本上是依法接管、关闭，让一家实力较强的商业银行对破产、...

中国生育水平的空间与社会趋同研究——基于“五普”和“六普”微观数据的比较分析

本研究以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为基础,采用35岁妇女平均曾生子女数作为终生生育率的估计指标对当前中国的生育水平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妇女的终生生育率为1.52,通过教育部9岁学龄儿童人数估算的妇女终生生育率也介于1.5~1.6之间,因此,当前中国已经处于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族、文化教育程度、职业、城乡、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生育水平有趋同的发展态势。

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初探

我国经济运行至低质量、低效率和粗放型增长方式,与现代经济发展、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极不合拍,严重地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根本转变的困难较大,究其原因,既有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方面的制约因素,又有以往经济建设中种种失误所造成的明显的阻碍作用,更有经济体制方面的根本性原因.

“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及其出生人口测算研究

基于年龄移算法基础上的多参数组合测算法测算全国“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及其出生人口。测算结果表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潜在目标人群为0．91亿，实际目标人群为0．56亿，新增二孩人数将为1720万；“全面两孩”政策下新增二孩主要在城镇，每年高龄产妇预计是往年高龄产妇的1．3～1．4倍；“全面两孩”政策将使总人口峰值推迟2年到来，有助于缓解老龄化和增加劳动力。建议做好“全面两孩”政策后续保障工作，提高孕产妇服务能力，完善妇幼保健服务，加强出生人口变动的监测和研判，准确把握生育水平的状况及变动趋势。

二十国集团的人口与经济版图研究

本文基于联合国人口司、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的人口与经济有关的统计数据,对二十国集团的人口与经济格局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看,二十国集团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4/5,囊括了全球经济总量的前20名,而且人类发展指数普遍比全球平均水平高。不过,人均GDP在世界上排名并没有优势,但是二十国集团成员之间的产业结构各有特色,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从人口来看,二十国集团人口总量占世界2/3,在人口规模上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在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生育率、(健康)预期寿命、城镇化上具有共同的特征,而且总体上人口特征是共性多于差异。未来二十国集团将在已有的人口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人口共识。

河南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新思路

"十五"时期河南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制陶材料优化设计数学模型的建立与评价

为了寻找使得硅酸盐(Si2N4)制陶材料的强度达到最优的工艺条件,通过对试验和测量数据的收集,我们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求解法,建立了合理的回归方程数学模型.通过对试验结果的分析,我们寻找到了使得强度最大的最优工艺条件;最后,我们还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了误差分析,并做出了相应的评价.该模型在生产经营实践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中国出生人口的季节性模式分析

医学及生物学研究已证实出生季节与婴幼儿发育及成年健康有着密切联系。了解季节性出生的高峰和低谷对公共健康规划和儿童疾病预防均有较大促进作用。各国存在不同的出生季节模式,目前对中国出生季节性模式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对1960年以来中国的出生季节性波动进行分析并按孩次、城乡、民族等维度进行分解。传统上中国以冬季为出生高峰,春季和夏季为出生低谷,显著不同于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1990年以后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妇女更广泛地使用现代避孕方法,季节性出生模式发生了变化,出生的月份偏移度随时期逐渐减弱。人们的自主控制是解释季节性变迁的关键因素。其中一孩出生的季节性最为明显和稳健,而二孩及以上孩次出生遵循不明显的季节性模式,表明二孩及以上孩次出生更多受人为选择和干预的影响。两孩政策调整后,二孩的月度分布模式发生剧烈变动,清晰地反映出人们在新生育政策环境下对自我生育计划的调适以及生育计划的实现进程。

婚姻推迟、婚内生育率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影响--基于对总和生育率分解的研究

本研究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基于总和生育率分解模型,定量测算女性已婚比例和婚内生育率对总和生育率变动的影响。结果显示:2006年以来中国女性婚姻推迟现象十分明显,女性已婚比例的持续下降始终对总和生育率产生拉低作用且拉低作用的强度在不断增大;婚内生育率对总和生育率总体上产生提升作用,但在部分年份受生肖效应等因素的影响产生了拉低作用。分年龄来看,育龄妇女已婚比例对年龄别生育率的拉低作用体现在30岁以下的绝大多数年龄上且发挥拉低作用的峰值年龄在不断提高;年龄别婚内生育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主要在20岁至35岁这一年龄段,除部分年份受生肖效应等因素影响为负向作用,其他时期大多发挥了较强的提升作用。女性已婚比例和婚内生育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幅度在2011年之后显著增强,2011年以来是中国女性婚育特征开始发生显著变化的一个时期,这可能是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经济社会发展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的来看,近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内部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青年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显著,生育旺盛期女性在婚比例不断下降,婚内生育率仍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随着育龄妇女队列结构的变化,婚姻推迟将成为引起中国低生育率风险的重要因素。

人口变动趋势下基本公共服务精准配置策略研究

公共服务的精准配置关键在于摸清服务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十三五"期间我国人口总量依然持续增加,出生人口显著上升,老龄化趋势更加严峻,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城镇化水平明显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差距进一步缩小。这客观上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在总量、结构、区域、人群等方面的精准配置提出了严峻挑战。借鉴国内一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配置的基本经验,提出基本公共服务精准化配置相关策略,为政府进行基本公共服务精准配置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