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海峡古环境变迁与南岛语族起源新探

目前,学界普遍认同南岛语族起源于我国台湾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但关于南岛先民最初如何抵达台湾地区,进而向其他地区扩散,尚存在诸多疑惑。本文同时考虑末次冰消期后的水动型和地动型海平面变化,提出了一种南岛语族起源的可能性:在全新世早期(大约11.7~7.4 kaBP期间),南岛先民在今天的海峡近岸及台湾浅滩区域创造了“原南岛文化”。随着冰消期海平面回升,其栖居地逐渐被淹没,南岛先民被迫后撤到台湾海峡两岸的滨海高地。如今在海峡两岸发现的大坌坑、壳丘头、富国墩等史前文化遗存,都具有海岛环境特征,是“原南岛文化”向不同方向后撤而形成的不同分支。海峡两岸7.4 kaBP的新石器遗址“稀少”是“幸存者偏差”的表现,应该还有不少全新世早期“原南岛文化”遗存淹没在台湾海峡两侧的水下和台湾浅滩一带,有待水下考古的发现。

施肩吾的奇幻漂流——从“施真人”到“民间开发澎湖第一人”的形象建构

唐代诗人施肩吾以"民间开发澎湖第一人"著称,但这一形象是历经长期建构而形成的。两宋之际,施肩吾的形象首先为道家所利用,被塑造成了"得道真人"。随后他一首想象"岛夷"风土的小诗被收录于地理志书中,经过辗转传抄,被误解为描写澎湖风光的作品,人们开始认为施肩吾曾经到过澎湖。近代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更发挥想象,提出施肩吾曾经举族迁居澎湖的说法,经过后人不断演绎和诠释,施肩吾开发澎湖的故事逐渐丰满起来。事实上,澎湖的开发是南宋时期泉州海上航运发展的产物,福建沿海先民才是真正的"民间开发澎湖第一人"。

两党制格局下台湾各主要政党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演化

2000年以来,台湾政坛两党制格局逐渐成型,在这一过程中,台湾各主要政党为巩固或扩充票源纷纷对原本的政策主张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其中在钓鱼岛问题上,台湾各主要政党的立场演化呈现"两大党趋同,各小党趋异"的特征,至今各党的立场都已经基本明确。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兼顾主权和台日关系上形成共识,新党、无盟、亲民党和"台联党"则在维护主权和维护台日关系之间各有所重。随着台湾岛内和台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交锋逐渐平息,保钓形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祖国大陆方面必须做好单独应对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准备。

抗战时期日伪政权在广州的“社会救济”

抗战时期广州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长达七年,战争阴霾中的广州经济凋敝、社会动荡,贫民缺衣少食、生计维艰,生活的困顿倍于以往。为此日伪当局也不得不采取一定的"社会救济"措施敷衍应付,试图舒缓民怨,维持其傀儡统治,然而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却使得这些工作大多都虎头蛇尾,成效不彰。

日伪统治时期广州乞丐收容遣送工作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沉沦在日军铁蹄之下将近七年,在这段黑暗的岁月里,人民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深重苦难,不少人因家园被毁而失去生计,不得不流落街头乞讨为生。大量乞丐的出现无疑是对日伪当局所谓"大东亚共荣"的辛辣讽刺,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和粉饰太平,日伪当局长期忙于拘捕和驱逐这些"碍眼"的乞丐,然而恶劣的生存状况却迫使流浪乞丐驱之又来,更不断有衣食无着的贫民加入行乞的行列,因此日伪当局的收容遣送工作始终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日伪统治时期广州的人口迁移

广州在日伪统治下的将近七年时间里,受连绵战火与自然灾害的交替影响,社会经济濒临崩溃,人民流离失所,挣扎求存,生活之艰辛倍于以往,人口统计数据的剧烈变动正是这一现实的反映。因此通过探究这一时期广州历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事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广州居民的生存境况,并深切认识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

“因政”与“因俗”:“一国两制”的类型学分析

广义上理解,中国历史上有过丰富多样的“一国两制”实践形式,港澳模式并非“一国两制”的全部。中国历史上的“一国两制”可以按照国家统一所面临的核心差异分为“因政”和“因俗”两大类。其中“因政”类解决的是政权差异问题,可细分为别治、并治、参治三种形态;“因俗”类解决的是社会差异问题,可细分为自治、分治两种形态。分类梳理中国历史上“一国两制”的实践形式,可以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提供可资参考的案例。需要注意的是,前现代王朝国家和现代国家的统一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应辩证看待历史经验的现实意义。

党意、民意与选举--台湾当局“内阁”不稳定原因探析

"双首长制"下的台湾当局"内阁"在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以后稳定程度明显下降,其原因可以用"党意—民意—选举"三类因素组成的分析框架进行解释。2008年以前"内阁"不稳定与"府会"对立争权、执政党内部派系分立程度高有关,当局领导人为顺应党意要求倾向于对"内阁"人事进行调整。2005年左右台湾民众反抗意识崛起,对当局领导人和"内阁"相关成员信任度降低,也迫使"内阁"经常变动,此后一般民意的不满更逐渐成为台湾当局"内阁"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如果说党意和民意为当局领导人提供了调整"内阁"的压力和动机的话,那么选举则往往成为调整"内阁"的时机,并在短期内加剧"内阁"的不稳定。本研究以政治社会学作为分析框架,讨论台湾民意对"内阁"稳定性不断上升的影响,补充和丰富了当前从政治学的制度政治视角对此现象进行的解释。

史籍中所见的台湾平埔族“四社番”

史籍中对台湾平埔族的"四社番"屡有记载,历代均将其作为"熟番"的代表人群。然而"四社番"一词具体指代的原住民群落却在不同时期有所区别,"四社番"一词的含义的变迁反映了汉人移民逐渐从平原向山地拓殖,并使所到之处的原住民族群纷纷褪去原有的文化特色,与汉人社会融为一体的过程。

“主体下行”——中国大陆对台地方交流模式初探

两岸地方交流能否进行,关键在于中国大陆方面的决策。基于"九二共识"政治基础和对台湾地区政治、社会特征的把握,大陆方面形成了一套"主体下行"的对台地方交流模式:若上层行政主体接受"九二共识",大陆方面可与其本身及其下层各级主体进行交流;若上层行政主体不接受"九二共识",大陆方面的交流对象便下行至其接受"九二共识"的下层主体。"主体下行"模式的效用已在过往的交流实践中得到证明。在当前台湾当局领导人拒绝承认"九二共识"的情况下,"主体下行"模式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大陆方面可借"主体下行"反推"共识上行",争取台湾社会和政治体系内部对"九二共识"的支持,为台湾当局回归"九二共识"提供内生动力,促使其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起到正向作用。

论“再殖民”视角影响下的光复初期台湾史研究——以台湾地区《台湾史研究》刊物为中心

光复初期是台湾历史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是脱离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回归祖国后的重要转折时期。因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出现了重大转变,受到海峡两岸史学界的关注。作为目前台湾地区台湾历史学界学术评价最高,水平最为齐整的学术刊物,《台湾史研究》能够很好地反映台湾地区历史研究的状况。观察其中相关论文可以发现,近十余年来台湾地区有关光复初期台湾史的研究,已经深受"再殖民"理论及其体系的影响,学者多将关注点集中在对国民党当局政治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上,反复渲染台湾"悲情",隐含分离主义倾向。光复初期台湾史研究"再殖民"视角的形成与发展是后殖民理论在台湾发生"理论旅行"的产物,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2000年前后"台独史观"在当局的纵容和鼓励下侵入台湾史学界,尤其对光复初期台湾史研究影响甚巨。作为一种偏狭的历史观念,对"再殖民"视角应从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予以批驳,以利于形成客观全面的台湾历史认知。

“实用主义的过客”:台湾青年在大陆社会融入的指标建构与现状评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都有了在大陆求学、就业的经历。针对这些台湾青年在大陆的社会融入状况,本研究建立了一套有关台湾青年在大陆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该体系由"发展融入""生活融入""文化融入""心理融入"四个维度共18个指标组成。以该指标体系为基础,本研究发现:(1)台湾青年在大陆社会融入大多从工具性的需要出发,并缺乏扎根意愿,因此,他们是一群"实用主义过客";(2)台湾青年在大陆社会融入的过程,并不简单依循"从经济到身份"的线性发展模式,而是在多维度上同时展开。

南宋隆兴、乾道、淳熙、绍熙年号考——兼论孝宗朝的政治脉络

隆兴、乾道、淳熙、绍熙是宋孝宗从登基到驾崩的三十二年中所使用的一系列年号。作为对一定时期政治理想的高度概括,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年号的兴废来窥探政治风向的改变。"隆兴"体现了孝宗受禅之初对太上皇的高度崇敬,"乾道"体现了孝宗致力加强皇权的踌躇满志",淳熙"反映了对金策略稍显轻率的孝宗对臣僚无奈的妥协",绍熙"则仿佛是孝宗禅位以后家国不幸遭遇的哀歌……

“好评”会带来“好感”吗?——基于台湾青年的实证研究

探究认知与好感度的关系,先行研究一般从认知的多少和评价的高低两个视角出发。本研究认为,多认知与高评价并不必然地引发好感,其中关于彼此"相似性"的评价才是影响好感度的关键因素,即主体与对象之间越相似,越容易产生好感。针对这一论点,本文对文化、经济、政治和民众四个不同维度的"好感度"分别进行考察,尝试检验相似性与好感度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发现,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三个方面,相似性与好感度的相关性得到确认,而在民众好感度上,相似性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通过针对台湾青年的问卷调查与访谈收集一手数据,对以上观点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对当前大陆对台青年工作有所启发。

社会关系种类、社会关系能力与社会融入--基于在陆台青调查数据的研究

社会关系是影响流动人口在地融入的重要变量。从“强度”和“位置”两个维度出发,社会关系可以大致分为四种类型。通过分析个体通过强关系、弱关系、桥梁位置和纽带位置获得资源的概率提出: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具有相应的社会关系能力,即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为个体带来额外资源的概率有所差异。以在陆台青的相关调查数据为依据,采用回归检验的方法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当在陆台青处于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中,拥有的社会关系能力越强,社会融入的程度越高。因此,仅仅鼓励在陆台青加入异质性群体组织并非最优途径,鼓励同时参与同质性和异质性群体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在陆台青社会融入。

比较心态下台湾青年两岸观的形成与塑造

比较法是台湾青年定义祖国大陆、理解两岸最直接、最常用的方法。不论是针对自身生活情况的现实对照,还是对两岸情境的自我理解,比较法都已成为台湾青年用以界定“我者”与“他者”的重要手段。比较心态建立在对自身未来情境的反复审视过程中,并呈现三层叠加递进的金字塔结构。

“三十六岛”观念史:国人对周边海域地理认知变迁管窥

在关于中国周边海域地理状况的历史文献中,“三十六岛”的说法十分常见,有时用以统称海外诸国,有时候又用来称呼我国的澎湖列岛,或者日本列岛、琉球群岛。梳理发现,“海外三十六岛”之说产生于宋代,脱胎于古典传说“海外三十六国”,并在元、明、清相继衍生出“澎湖三十六岛”“日本三十六岛”“琉球三十六岛”三种说法。这些说法的出现不仅是文献传抄过程中鲁鱼亥豕的结果,更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兴盛和航海技术发展,明清时期中日纠葛和中琉往来,以及西方近代地理知识和测绘技术的传入,无不塑造和改写了“三十六岛”的故事。“三十六岛”的观念变迁反映了国人对周边海域地理的认知范式在近世以来逐渐由神话想象转变为实证导向,并最终与现代地理科学实现接轨的过程。

两岸青年学生对台湾光复前重要文史议题的集群认知研究

课题组针对两岸青年学生群体设计的"两岸青年学生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两岸青年学生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认知,既有普遍共识,也有明显的集群差异。普遍共识主要集中在反殖民侵略、反威权和崇尚现代化;集群差异则体现在台湾青年更具台湾意识,有着多层次的日本情结。大陆青年多具有中国大一统观念、反日与哈日的复杂心理,以及对台友好的交往心态等。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可以客观呈现集群差异,统计学与文化研究等方法有助于阐释差异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而为营造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契合的态度情感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