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友芝寻访四库遗书论曾国藩的善本收藏

攻克江南后,有志于复兴文教的曾国藩委任莫友芝寻访四库遗书。战乱后的文化需要、曾国藩对莫友芝汉学素养的肯定以及莫友芝缓解生计压力的现实需求,是开启这场寻书之旅的主要契机。曾国藩作为访书活动的任命者,其给出的收书标准完全是以个人善本偏好为基础的。正是基于曾国藩对初印本的热衷,寻访初印本成为莫友芝的工作重心。这场寻书之旅,是公事亦是私事。于公而言,莫友芝多次为金陵书局提供校刻善本,对曾国藩的文教事业助益颇多。于私而言,无论是莫友芝还是曾国藩,均因寻访四库遗书而极大地丰富了个人收藏。这场寻书之旅的背后,折射出的正是作为藏书家的曾国藩的个人善本收藏理念。

刺楸年轮中重金属含量动态变化及富集特性

为探索刺楸对受污染土壤重金属的富集和修复效应,以南京栖霞山的乡土树种刺楸及其根际周边土壤为研究对象,截取其根基部年轮盘及根际土壤样本,采用ICP—AES法测定年轮及土壤样本中重金属(Cu、Cd、Cr、Mn、Ni、Pb、Zn)元素含量。结果表明:栖霞山样地中的土壤受Mn、Pb和Zn污染最为严重,存在Cu、Cd、Mn、Pb、Zn元素的高度复合污染,Cd、Cr、Cu、Ni、Zn在土壤和年轮中存在相关性,Mn和Pb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刺楸修复受Cd、Mn、Pb、Zn污染的土壤效果并不显著,更适用于Cr、Cu、Ni污染的土壤修复;鉴于Cu元素含量变化特征,刺楸也可以作为反映当地污染历史的记录载体;刺楸年轮中的重金属元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其中Cd与Zn元素含量高度相关(r=0.984,p<0.01),在刺楸年轮吸收重金属元素的过程中,Cu与Cd、Cr、Mn、Zn元素具有协同作用,Mn元素对其他元素有一定的拮抗作用。

曾国藩何绍基交游考论

曾国藩与何绍基都是晚清文化名人,又都在政坛有不同影响,两人交游数十年,共同见证了时代巨变和文化风貌。曾、何二人因诗文创作上的志同道合才真正相识相交。道光二十四年以后,二人由"亲密"走向"疏离"。何绍基在咸丰五年离开官场,曾国藩则致力于江南战事。江南平定后,何绍基的金陵之行成为二人友谊的融冰之旅。《十三经注疏》的"志同道合"是曾国藩与何绍基最后的默契。

汪士铎与曾国藩交游研究

晚清学者汪士铎学识渊博,尤长于舆地之学。咸丰九年(1859)因战乱投奔胡林翼之际与曾国藩相识,后入金陵书局以校书为业。汪士铎与曾国藩之间的往来,多涉及刻书之事,而二人交情之深厚,却非学术思想上的志同道合。汪士铎与曾国藩相识之初,便积极为曾国藩的军事布防出谋划策,可以说,真正支撑起二人交情的是统一战线上的同仇敌忾。

《曾国藩全集》收录道光二十四年《致刘传莹》书信日期辨误

岳麓书社2012年版《曾国藩全集》共31册,包含曾国藩奏稿、书信、日记、家书等内容,收录丰富,编纂体例严谨,是研究曾国藩的第一手文献。其中,《曾国藩书信》第一册中,收有曾国藩道光二十四年(1844)致刘传莹书信一封,编者以"京中时役"、"待至七月"为依据,推断此封书信写于道光二十四年六月,现从书信涉及日期与事件为据,检阅相关文献,推测该封书信的写作日期,以期《曾国藩全集》的编纂更加完善。

基于Bloch方程的核磁共振数值求解

核磁共振已成为分子科学、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研究物质结构、动态过程及物理特性最有效的工具之一.本文将基于Bloch方程研究核磁共振现象及相关实验参数如共振频率和弛豫时间,同时对实验中常用的脉冲序列如Single Pulse,Inversion Recovery,Spin Echo,CPMG等进行系统模拟,揭示出不同脉冲序列的物理意义.

“尽力”而非“完美”之作——论《曹集诠评》刊刻过程

丁晏《曹集诠评》最早版本为金陵书局同治十一年刻本。关于金陵本《曹集诠评》的成书,目前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曾国藩对此书的支持,而对具体的刊刻过程及刊刻过程历经的波折,关注较少。正因如此,也忽略了高均儒、莫友芝等人的努力和付出。以全局的视角梳理《曹集诠评》的成书过程,既可以深入了解曾国藩在此书刊刻过程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又能从一波三折的刻书过程体会此书刊刻不易。

《西学东渐记》疑误辨析

容闳撰写的《西学东渐记》是一部自传体回忆录,与曾国藩有关的章节中涉及到的时间点极易引发误解,因此有必要对此予以梳理说明。《西学东渐记》的有关内容为学术界研究曾国藩及其洋务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细读《西学东渐记》,辨析疑误,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曾国藩对待西学的真实态度及对西学的接受程度。

e-考据的荣耀与困窘

"e-考据"由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正式提出,是考据学在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客观看待e-考据引起的争议及e-考据的数位落差,e-考据作为一种考据方法的创新,并未改变考据学的性质。

论曾国藩的藏书与刻书

集藏书家与刻书家于一身的曾国藩,其藏书偏好与刻书理念之间,有着莫大的关联。曾国藩藏书喜初印本,包括清代官刻初印本、清代大藏书家私刻初印本及套装书的初印单行本等。正是基于对初印本的热衷,以初印本为校刻底本是曾国藩刻书的首要原则。初印本颇为符合曾国藩“方肥清匀”的刻书审美,亦影响着金陵书局的刻书版式。而曾国藩的读书偏好亦是金陵书局选择刊刻书目的关键因素。作为金陵书局一把手的曾国藩,无论是在刻书版式的要求上,还是在刊刻书目的安排上,都对金陵书局有着直接的影响。金陵书局之所以颇有盛名,与曾国藩的藏刻书理念息息相关。

从《礼记·大学》篇论王闿运的天子之学

《礼记·大学》为“天子之学”,是王闿运对《礼记·大学》篇下的结论。天子之学,以修身为本。王闿运在《礼记·大学》篇中对天子修身之学的阐释,围绕修身定义、修身之法、修身目的展开。“修身”即“明明德止于至善”,只有“止于至善”的“明明德”,方可称为“修身”。修身始于格物,是以经世为基本认知的修身之法。天子重修身,目的在于经世之用。求贤化民与散财聚民,是天子“亲民”之治的关键。王闿运的天子之学,是在尊重天子性情差异的基础上,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政学一体的修身之学。

从《胡文忠公遗集》的刊刻论曾国藩对个人遗集的隐忧

同治六年(1867)武昌书局版《胡文忠公遗集》,由先后继任湖北巡抚的郑敦谨、曾国荃负责发刻,而最早负责编纂胡氏遗集的是汪士铎。汪士铎在编纂之初,便得到了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但所编同治三年(1864)十卷本《胡文忠公遗集》却未得到曾国荃的认可。曾国荃主持刊刻的同治六年版《胡文忠公遗集》,让曾国藩对个人遗集的刊刻产生了极大的隐忧。曾国藩的刻书理念在于一个“精”字:内容之“精”与数量之“精”。由此来看,光绪二年(1876)传忠书局版《曾文正公全集》,让曾国藩的隐忧“一语成谶”。

陈宝箴《南学会开讲第七期讲义》辨误

中华书局2003年版《陈宝箴集》第三册收录有陈宝箴《南学会开讲第七期讲义》一文。文中关于天津教案始末的论述,存在时间记述上的讹误。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陈宝箴年谱简编》正是以此文为据,得出陈宝箴于同治八年正月因天津教案在保定面谒曾国藩的结论。通过细梳天津教案发生的时间及陈宝箴、曾国藩、方宗诚三人从同治七年至同治九年的行程与交集,可以得出结论,即陈宝箴从方宗诚处得知天津教案内幕的时间是在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方宗诚抵京后,闰十月离京赴天津前,并非陈宝箴“北行入都”之时。

数据驱动的脑网络结构与动力学推理

神经元之间的联接结构和脑网络动力学是探究脑原理的两个重要视角,也是进行脑模拟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元素。学界已通过实验和算法成功描绘了线虫以及果蝇中部脑区的神经元层次联接图谱,但构建其他动物的全脑神经联接图谱仍需时日。得益于近年来脑成像技术在分辨率、速度、深度和视场等方面取得的快速进步,学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神经活动数据。因此,通过数据驱动的方式,从神经活动数据逆向推理神经联接网络的结构和动力学模式正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本文将从网络科学的角度,梳理基于节点活动数据的有向网络结构和动力学推理方法,并简述该方向上的研究进展,最后讨论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从《曾国藩日记》看曾国藩的治学态度

曾国藩日记始记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内容涵盖治学内省、为人处事、军事谋略、家庭教育、生活经历等多个方面,是曾国藩人生阅历的主要载体。在治学方面,除记录每天具体的学习内容之外,日记还保存了曾国藩在学习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和治学经验,从日记出发研究曾国藩的治学态度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曾国藩的治学思想。

内蒙古寒旱地区公路施工阶段碳排放因子测算研究

碳排放因子是计算公路工程施工阶段碳排放的数据基础,但碳排放因子因时间、技术和地区等表现出巨大差异.为系统地、准确地对公路施工阶段的碳排放进行量化,要使用公路项目所在地的碳排放因子数据库.根据内蒙古寒旱地区的气候和公路施工工艺等特点,对现有数据库中的碳排放因子进行修正,建立了适用于内蒙古寒旱地区公路项目的碳排放因子数据库.

语文课堂教学评价研究

近年来,随着课程改革的逐步推进,广大中小学积极探索评价改革,取得了有益的经验。但是,传统的评价制度滞后,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深化课程改革的要求还很不适应。所以就迫切需要我们对语文的课堂教学评价进行改革和创新,来不断优化语文课堂教学的评价方式,使其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做到让课堂教学评价深入教师和学生的心中,教师更好地教,学生更好地学,而不能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本文从理论和实践创新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传统和新式课堂教学评价的差异,进而对语文课堂教学评价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